我国著名的喜剧演员陈佩斯曾说过：所有伟大的喜剧，其内核终究是悲剧。 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用一生讽刺荒诞的资本世界，到头来却成了被资本驱逐的笑料。 1952年那个深秋，当他带着新作《舞台生涯》的胶片准备返回美国时，移民局的一纸驱逐令，让这个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手印的艺术家，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异乡人。 蛰居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日子里，卓别林常常对着湖面发呆。 曾经在《摩登时代》里把流水线讽刺得入木三分的他，此刻正被时代的流水线无情抛弃。 联邦调查局长达三十年的监控档案里，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标签像紧箍咒般跟着他，即便他连共产党宣言都没完整读过。 转机出现在1954年春天。 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的东方政治家，在处理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后，突然向助手提起：那个演流浪汉的卓别林，是不是也在日内瓦？此时的卓别林，正躲在乡下别墅里，连邻居都不知道这个留着小胡子的老头，就是曾经让整个世界捧腹的喜剧天才。 其实这不是两人第一次擦肩而过。 1936年卓别林访华时，在上海卡尔登剧院和梅兰芳探讨京剧脸谱艺术，报纸头条都在报道这场东西方喜剧大师的会面。 彼时周恩来正在南京从事统战工作，案头的《良友》画报上，卓别林叼着雪茄的照片旁边，印着艺术无国界的标题。 只是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革命家和艺术家的轨迹注定只能平行。 日内瓦湖边的晚宴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 当周恩来用银筷子夹起烤鸭时，卓别林笑着摆手：我可不敢吃鸭子，观众会以为我在模仿自己。 这句话让满座哄堂大笑，也让卓别林突然放下了戒备。 他不知道，总理特意嘱咐厨房准备这道菜，正是因为看过他电影里那个摇摇摆摆的鸭子步。 茅台酒的辛辣混着烤鸭的油脂香，让这个被政治伤害的艺术家，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尝到了家的味道。 晚年的卓别林在自传里很少提及政治人物，却用三页纸描述了那个夜晚。 他说总理递过来的酒杯里，装的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艺术最纯粹的尊重。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突然恢复创作，这个白发老人从抽屉里摸出个小瓶子当年带走的茅台酒早已喝光，但瓶身上的中国贵州四个字，被摩挲得发亮。 那两瓶茅台最终没能被卓别林带回美国，但他带走的，是在冷战铁幕上凿开的一道光。 就像他在《淘金记》里让煮皮鞋变得温情脉脉，周恩来用烤鸭和微笑，把意识形态的坚冰化成了流动的暖流。 很多年后，当人们在档案馆里发现总理亲笔写的卓别林先生邀请函时，墨迹旁边的铅笔批注依然清晰：艺术应当站在弱者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