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这背后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善举，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一生践行的信念。白求恩的底色，早在青年时期就已奠定。他出身加拿大普通家庭，从医后始终扎根底层，诊所专门面向付不起医疗费的穷人，甚至免费为他们诊疗。为了攻克肺结核，他亲身试验“人工气胸”技术，成为全球仅有的13位掌握该技术的专家之一，还先后发明改进12种医疗器械，其中“白求恩肋剪”至今仍被部分医疗机构使用。他看不惯医疗资源被资本垄断，大声疾呼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甚至在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只因看到苏联全民医疗的成功实践——这样一个始终为弱者发声的人，注定会被正义的事业吸引。 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场跨越国界的相遇。1937年7月，刚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归来的白求恩，在美国洛杉矶参加活动时结识了中国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慷慨激昂地讲述着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苦难与坚韧，当听到“中国战场比西班牙更需要医生”时，白求恩毫不犹豫地回应：“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这不是一时冲动，此前他已读过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心生敬意。更巧的是，他的曾祖父早在19世纪就多次往返中加经商，家族与中国的渊源，让这份跨国支援多了一份宿命般的羁绊。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深恶痛绝。1936年，佛朗哥发动叛乱时，他就带着医疗队奔赴马德里，在轰炸声中搭建流动血库，创下大规模战地输血的先例。在他眼中，日本侵略中国与西班牙内战本质相同，都是法西斯对正义的践踏。1938年1月，他率领“美加援华医疗队”，带着能装备小型战地医院的物资，乘坐“亚洲皇后号”邮轮启程，19天航行1万多公里，抵达香港时，他握着接待人员的手激动不已：“我到了中国了！” 国民党曾试图挽留他，许诺优厚待遇，却被他断然拒绝——他此行的目标只有一个：到延安去，到前线去。 在晋察冀根据地的22个月，他把“拼尽全力”刻进了每一个日夜。他拒绝后方的舒适环境，坚持把手术台搭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黑寺村战斗中，敌机轰炸导致手术室墙体坍塌，他顶着落石继续手术，40个小时内成功救治71名伤员；齐会战斗时，他连续工作69小时，完成115例手术，成功率高达85%以上，创下野战救治奇迹。为了节省物资，他在香港采购药品时跑遍港九药房比价，拒绝打车坚持步行，说“中国内地药品紧缺，多省一分就能多救一人”；他创建“人民血库”，多次为伤员献血，还喊出“我是万能血型，快输我的”；他编写14万字的《游击战争中的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创办卫生学校，把普通战士培养成医疗骨干。 这份付出最终以生命为代价。1939年10月，原定回国募集物资的白求恩，因日军“扫荡”毅然留下，在摩天岭战斗的手术中，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他不顾伤口发炎，继续为感染伤员手术，最终引发败血症。高烧至39.6摄氏度时，他仍拖着病体指挥抢救，临终前还在修改医疗教材。他的遗嘱里没有个人诉求，除了把衣物、药品分给战友，还特意叮嘱“不要往保定、天津买药品，那里价格比沪港贵两倍”，甚至不忘请求组织给前妻拨付生活费用。 很多人不解，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医生，为何要放弃优渥生活，跑到异国他乡的战场吃苦牺牲？答案藏在他的书信里：“我到中国来，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藏在他的行动里：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把每一个中国伤员都当作亲人。藏在他的信念里：他始终相信，医生的手术刀不仅能治病，更能捍卫正义，而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事业，值得他献出一切。 白求恩的到来，从来不是“拯救者”的姿态，而是“同行者”的坚守。他看到的是中国军民在绝境中不屈的意志，感受到的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赤诚，而这些与他毕生追求的公平、正义、人道主义完美契合。他用生命证明，真正的高尚从来不是被宣传出来的标签，而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是把他人苦难当作己任的担当。 这种跨越国界的情谊与坚守，至今仍在温暖人心。白求恩精神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不仅因为他的医术，更因为他用行动诠释了：正义没有国界，善良不分肤色，为了共同的理想，人类可以爆发出超越生死的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