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8日，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在办公室自尽。被人发现时，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本《文物保护法》，书上写着“坚守初心，至死不渝” 熟悉姚迁的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一时兴起的涂鸦，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信念。出生于江南书香世家的他，打小就跟着教书先生临摹古帖、辨识瓷片，那些带着岁月温度的文物，在他心里种下了守护的种子。 1949年后，他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从库房管理员做起，一守就是三十多年。库房里的每一件文物，他都能说出年代、出处和修复故事，连文徵明字画边角的一处霉斑，仇英手卷上的一方钤印，都记得分毫不差。同事们常说，姚院长对文物的上心程度，比对自家孩子还甚。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颁布，姚迁捧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办公室里翻了一页。那个年代，文物保护还处在“人治大于法治”的过渡阶段，改革开放的浪潮里，有人盯着博物馆里的珍宝，想靠关系借走“欣赏”，甚至占为己有。 南京博物院作为江南文物重镇，藏着无数国宝，自然成了某些人觊觎的目标。姚迁上任院长后，第一时间给所有文物建账登记，定下铁规矩：一级文物概不外借，二级以下文物借阅必须走正规手续，到期不还直接上门催讨。 他的“认死理”很快得罪了人。有位身份显赫的干部想借一幅宋画给母亲做寿，托了好几层关系说情，还许诺给博物馆拨款增建展厅。姚迁当着说客的面，翻出《文物保护法》，指着“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的条款，一字一句地拒绝。 说客气得拍桌子，撂下狠话“你会后悔的”，他却只是默默把法律条文抄在纸上，贴在了办公桌前。 麻烦接踵而至。先是有人匿名举报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调查组查了三个月，没找到任何实据；接着又冒出“学术剽窃”的诬陷，有人把他的文物鉴定报告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反过来指责他抄袭。 这些明枪暗箭没打垮姚迁，直到1984年8月，一家国家级媒体未经核实，连续刊发批评报道，直接给他扣上了“以权谋私”的帽子。 那个年代，舆论的杀伤力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声誉。姚迁一辈子清白做人，把名节看得和国宝一样重。他一次次提交申诉材料，附上文物借阅记录、借条复印件和《文物保护法》条文，希望能靠规则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公正的回应迟迟没来，单位里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连一些老同事都开始对他避之不及。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库房里，对着那些沉默的文物发呆，手里反复摩挲着那本《文物保护法》，书页都被翻得卷了边。 没人知道他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84年11月8日凌晨，保洁员打开办公室门时，看到的是伏案而逝的姚迁，手里紧紧攥着那本法律书，“坚守初心，至死不渝”八个字被指尖磨得发亮。桌上整齐摆放着未寄出的申诉信，还有一份未完成的文物保护细则草案，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 姚迁的死震动了中央，中纪委迅速成立调查组彻查。1985年，官方正式通报此前的报道严重失实，为他昭雪平反，那些被借走的珍贵文物也悉数追回。他的牺牲像一记警钟，推动了全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完善。 此后，南京博物院再也没发生过一级文物外借的情况，文物借阅、保管的规范流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文物保护法》的条文也得到了更刚性的执行。 更让人唏嘘的是，二十年前，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曾昭燏，也是为了守住“文物不是私产”的底线，在灵谷寺自尽。两位院长，相隔二十年，用同样决绝的方式，守护着同一批国宝。他们处在“无法可依”到“有法难依”的特殊年代，用生命为文物保护蹚出了一条“有规可依”的路。 如今，我们走进博物馆，看着展柜里安然陈列的文物，享受着标准化的馆藏管理和监测系统，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安稳背后，是姚迁们用生命换来的制度保障。他们没能等到制度完善的那一天，却用最沉重的方式，让后来的文保人不用再“以命相搏”。 坚守初心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些为信念献身的守护者，终将和他们守护的文物一样，被历史永远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