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于白求恩，我们宣传的都是他如何高尚、如何伟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且拼尽全力救治中国人？ 要搞懂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他来中国前有多牛。 白求恩绝对是当时北美医学界的顶流人物，1916年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的医术一路突飞猛进。 没过几年，他就成了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核心骨干，后来更是当选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这个职位相当于如今全球胸外科领域的顶尖权威，能拿到的人凤毛麟角。 在蒙特利尔圣心医院工作时，他专门攻克复杂胸外科手术，亲自完成了三百多例高难度手术，还主持给医院增添了一千多张床位，让更多病人能得到救治。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是只会看病的书呆子，还特别会搞发明，以他名字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后来成了全球胸外科手术的标准装备，一直沿用了很多年。 最了不起的是他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创举，当时战场伤员常因失血过多死亡，他看着心急如焚，干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流动血库，把采血、储血、输血设备都装在专用车辆上，直接开到前线。 这个创举太关键了，让很多原本没救的伤员活了下来，有些战区的伤员死亡率直接降低了75%，后来二战时各国都学着用这个方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但白求恩最珍贵的不是医术，而是他对穷苦人的共情。作为当时的名医，他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他偏要为底层百姓奔走。在美国底特律行医时，他见很多汽车工人没钱看病，就经常免费治疗，还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药品和食物。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提出要建立全民福利医疗制度的人，为了让失业者也能看上病，他组织上百名医务工作者成立委员会，公开谴责政府不作为，硬是逼着当局重视穷人的医疗问题。这种“见不得人受苦”的悲悯，早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北美，正在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奔走的白求恩心里揪紧了。他从陶行知的讲述里、史沫特莱的文章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勇气，也知道了八路军伤员因缺医少药，很多本来能救活的人都牺牲了。 他当即就说：“中国比西班牙更需要我，那里是最能发挥我作用的地方”。不顾亲友劝阻，他放弃了名誉、地位和舒适的生活，带着能装备一个小型战地医院的器材和药品，踏上了长达19天、一万多公里的旅程，一路躲过日军轰炸，辗转抵达延安。 到了延安，毛泽东深夜和他长谈三个小时，当听到很多重伤员在转移途中牺牲时，他激动地承诺：“只要在前线附近设战地医疗队，75%的重伤员都能活下来”。 这个承诺不是空话，在晋察冀根据地，他把手术室设在离前线仅五里的小庙里，连续工作69小时，亲自抢救了115名伤员；一周内他给520多名伤员做检查，四周内完成147台手术，硬生生把很多战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他还怕中国医护人员后继无人，创办卫生学校，编写《战地救护须知》，把自己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下来，甚至把珍贵的X光机和显微镜都捐给了学校。 他在中国不到两年，做了上千台手术，发明了适合游击战的药驮子、换药篮，走到哪儿就把医疗救护带到哪儿。 最后那次手术，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后转为败血症，即便在昏迷前，他还惦记着伤员的治疗。49岁的他，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临终前他说：“这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白求恩的伟大从不是空洞的口号。他有顶尖的医术，却选择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有享受优渥生活的资本，却心甘情愿扎根在最艰苦的战场。 他不远万里来中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有信仰、有良知的医者，对正义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这样的人，不管过去多少年，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