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刑场的风卷着尘土掠过黄茂才的脸，这个在渣滓洞高墙里待了五年的年轻人，此刻脖子上的绞索已经勒出红痕。 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城轮廓，突然拼尽全力嘶吼，声音劈叉得像被揉皱的草纸。 执行人员愣住了，这个昨天还沉默如石头的死囚，此刻眼里竟蹦着火星子。 1943年的四川乡下，黄茂才揣着母亲缝的粗布钱包去县城买粮，转角就被两个穿军装的人按住。 “家里没钱打点？那就跟我们走。”他就这样成了渣滓洞的看守，每天看着荷枪实弹的狱警踢打那些戴镣铐的“政治犯”。 起初他缩着脖子做事，直到1946年冬天，看见一个女学生被打得吐血，却还在给同监室的人分窝头。 江姐入狱那天是1948年6月，旗袍上还沾着山路的泥点。 黄茂才奉命搜身时，在她夹层里摸到半截铅笔和揉皱的油纸里面包着几颗给孩子的奶糖。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总对着铁窗微笑的女人，丈夫已经牺牲在武装斗争前线。 有次他值夜班，听见江姐轻声教难友们认字，月光从铁窗漏进来，在她织了一半的毛衣上投下格子影。 “黄看守，能帮我买两团毛线吗？”江姐把磨得发亮的铜元递过来时，黄茂才的手抖了一下。 他本来想把钱没收上交，但后来发现那些毛线织成的毛衣，全部分给了冻伤的难友。 三个月后，他偷偷把藏在饭盒底的咸菜和纸条塞进江姐的牢门，纸条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地图那是他趁着巡逻偷偷画下的岗哨位置。 1949年秋，重庆城里枪声越来越近。 黄茂才最后一次见到江姐，是在“11·27”大屠杀前夜。 她把一叠写满字的草纸塞进他袖口，指尖冰凉：“这些话，拜托你带给外面的人。”他连夜逃出监狱，把纸条藏进祖坟的砖缝里，从此隐姓埋名在乡下种地。 那些草纸后来成了《红岩》里“狱中八条”的原型。 1970年冬天，两个戴红袖章的人闯进黄茂才的土屋，翻出了他藏在房梁上的旧毛衣那是江姐教他织的第一件成品，领口还留着她改的针脚。 “当过国民党看守还敢藏反革命遗物！”他被按着头塞进卡车，审判书上的“历史反革命”五个字刺得眼睛生疼。 直到行刑前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江姐说过的话：“真相就像毛线，只要线轴还在，总能织出本来的样子。” 调查组在重庆档案馆翻出积灰的卷宗时，郭德贤老人颤抖着抚摸那些泛黄的信件。 “这针脚是江竹筠的手艺，”她指着信纸上的毛线图案，“当年就是靠这个暗号，我们才知道外面的同志没忘记我们。”1980年的平反通知书送到乡下时，黄茂才正蹲在门槛上补袜子，线团滚到脚边，露出里面藏着的铜元还是六十年前江姐给他的那几枚。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铜元上，映出细密的划痕。 黄茂才把平反书折成小方块塞进贴身的荷包，里面还躺着半张褪色的毛线账单。 当年他用这个账本偷偷给难友们买药品，如今每一笔“欠账”都成了勋章。 远处山坡上，新栽的竹子正在抽芽，像极了江姐毛衣上永远织不完的针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