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史树青那天走在北京西单街头，刚从北大教研处出来，顺路逛了逛街边的旧货摊。 街边的寒风里，一位中年女子蹲在墙角，身前摆着一个旧木箱。 木箱里堆着十几卷泛黄发霉的字画，女子裹着单薄的旧棉袄，冻得双手拢在袖口里。 女子见史树青驻足打量，主动开口搭话，语气里满是窘迫。 女子说这些都是家里的老物件，实在没活路了，只能拿出来换点吃的。 史树青俯身，随手从木箱里抽出一卷最不起眼的画轴。 画轴缠着旧布条，纸边已经磨损，看着就是普通的老字画。 他抬手慢慢解开布条，轻轻展开画轴，目光刚落上去，整个人瞬间顿住。 手指停在画纸边缘，半天没动，脸色一下变了，眼神里满是震惊。 画中人物头戴七褶狐皮帽，身着素色白皮袍，眉眼凌厉沉稳，尽显草原雄主气度。 画像右上角，朱砂题写的字迹清清楚楚：太祖皇帝讳成吉思汗帖木真。 题字旁盖着一方鲜红官印，印文赫然是：大元内府图书之印。 这方印玺是元代宫廷专属鉴藏印，制式严苛，民间根本仿不出来。 史树青盯着画像反复端详，指尖抚过桑皮纸纹路，触感厚重细腻，是元代特有的纸料。 他抬眼看向女子，沉声问这幅画打算卖多少钱。 女子叹着气摇头，说懂行的先生看着给，够买几斤玉米面糊口就行。 史树青立刻翻遍全身衣兜，只摸出三张一元纸币，凑起来刚好三块钱。 他把三块钱递到女子手里，轻声说大姐，我身上就只有这些钱了。 女子接过钱，连忙起身道谢，直说够一家人吃好几天饱饭了。 女子又小心翼翼把画轴卷好，双手捧着交到史树青手中，生怕磕碰损坏。 史树青接过画轴，小心揣进怀里，转身快步离开，全程没再多说一句话。 1952年的三块钱，在北京能买十三斤大米，抵得上普通工人三天的工钱。 彼时谁也不知道，这区区三块钱，换回的是一件绝世国宝。 这位卖画女子名叫陈月荣，是北洋时期四川督军陈宦的儿媳。 这幅成吉思汗画像，是陈宦生前最珍贵的传家之宝，珍藏了整整四十年。 1912年，陈宦奉命赴蒙古交涉事务，蒙古王公感念其诚意，将这幅画像郑重赠予他。 这份珍贵的馈赠，成了陈家的镇宅之物，代代相传，从不敢怠慢。 1936年陈宦病逝，陈家失去支柱，家境一年不如一年，慢慢败落。 家里值钱的物件陆续变卖，最后只剩这箱旧字画，成了陈月荣最后的指望。 史树青带回画像后，立刻着手开展细致考证，不敢有半点马虎。 他核对画像的笔墨技法，比对元代宫廷绘画的制式规范，查验印玺的篆刻细节。 每一处特征，都严丝合缝契合元代宫廷真迹标准，没有丝毫仿造痕迹。 这幅画像，是忽必烈登基后特意下令绘制的，意义非凡。 成吉思汗在世时，从不让人画像留影，忽必烈为追念祖父，才命宫廷画师参照史料与口述还原容貌。 这幅画像，也成了现存最早、最贴近成吉思汗真容的宫廷御像。 1953年，史树青毅然决定，将这幅珍贵的画像无偿捐赠给国家。 国家博物馆接到画像后，第一时间组织顶尖专家开展联合鉴定。 启功、张珩、徐邦达等文物鉴定大家齐聚，逐一审视画像的每一处细节。 专家们确认，这幅画像为元代桑皮纸本设色，纵五十八点三厘米，横四十点八厘米。 画像历经数百年，保存状态极佳，笔墨气韵完整，无明显破损褪色。 画中人物的服饰规制，完全契合元代蒙古大汗的穿戴标准，细节分毫不差。 大元内府图书之印的印泥材质、篆刻工艺，都是元代宫廷正宗制式，无可仿制。 专家团最终一致定论，这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成吉思汗宫廷真迹，价值无法估量。 这幅画像随即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名录，馆藏编号1101，妥善珍藏。 它还被纳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单，永久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再外流。 史树青当时年仅三十岁，已是北大考古系教授，文物鉴定功底炉火纯青。 他一生经手鉴定文物超百万件，发掘保护的国宝数不胜数。 越王勾践剑、成吉思汗圣旨金牌，皆是经他慧眼识别，才免遭流失损毁。 而西单街头这次偶然的相遇，成了文物鉴定史上最经典的捡漏美谈。 没人能预料，一件流落街头的旧字画，竟是尘封数百年的元代宫廷至宝。 没人能想到，区区三块钱，竟换回了一件见证民族历史的珍贵遗产。 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历经宋元明清数百年风雨，躲过战乱流离。 它从元代宫廷走出，到蒙古王公手中，再入陈家收藏，最终流落街头。 因一次偶然的街头交易重见天日，被妥善保护，得以传承后世。 它是研究成吉思汗容貌的核心实物依据，更是元代宫廷绘画的传世典范。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