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国学大师季羡林听说老家妻子要来北京，脸一下就沉了。他连夜让人把大床换成一张单人床，还当众撂下狠话：“我死也不和她睡！”此后32年，他果真一个人睡。可谁也没想到，妻子去世后，他却后悔了，悔得老泪纵横。 这事儿得从1929年说起。那年季羡林才18岁，正在清华大学念书，前途一片光明。 可远在山东老家的叔父一封急信，让他必须回家成亲。 女方叫彭德华，比他大4岁，只念过小学，裹着小脚，长相平平，话也不多。 季羡林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父命难违”，他只能硬着头皮拜了堂。 婚礼刚结束三天，他就逃一样地回了北京。 在他心里，这根本不算婚姻，只是完成了一个任务。 他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没有一丝感情，甚至觉得两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 1935年，季羡林获得机会去德国留学。这一走，就是十多年。 在德国，他遇到了一个叫伊姆加德的女孩，两人情投意合，度过了一段浪漫的时光。 而此时的彭德华在做什么呢？她一个人在山东老家，侍奉季羡林的父母，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操持着一个贫寒的家。 公婆常年生病，她端屎端尿，毫无怨言。为了补贴家用，她纺线织布，没日没夜地干活。 彭德华一个人，撑起了山东和北京两个家，一撑就是十几年。 对于这一切，远在德国的季羡林并非不知情。 他内心也充满矛盾和愧疚，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他放弃了在德国的爱情，选择对家庭负责。 1946年，季羡林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把母亲和一双儿女接到北京，却唯独把彭德华留在了老家。 在他看来，没有共同语言的两个人，待在一起就是折磨。 直到1962年，在儿女的再三请求下，彭德华才终于来到北京。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季羡林用一张单人床，划清了两人的界限。 从此，两人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形同陌路。他白天在书房做学问，晚上就睡在那张单人床上。 彭德华则包揽了所有家务，洗衣做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季羡林喜欢招待朋友，彭德华就默默在厨房里忙活，做出一桌桌好菜，自己却从不上桌。 她就像这个家的一个影子，安静，却无处不在。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他们的关系就这么冰冷到底了。其实没那么简单。 然而，在“文革”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正是这个他不爱的女人，给了他最后的温暖和尊严。 季羡林被打成“牛鬼蛇神”，天天挨批斗，身心俱疲。 有一次他被折磨得半死，深更半夜才回到家，彭德华什么也没说，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看着他吃完。 在那个人人自危、众叛亲离的年代，彭德华的不离不弃，成了季羡林唯一的避风港。 苦难，让这两颗从没靠近过的心，有了一丝相依为命的温度。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32年弹指一挥间。1994年，彭德华因病去世。季羡林表现得很平静，似乎没什么波澜。 可就在妻子走后不久，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他整理妻子的遗物，看着她用过的针线，抚摸她睡过的床铺，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他想起妻子刚进门时，孝顺自己的母亲比亲闺女还亲； 想起自己留学十年，她一个人撑起整个家的艰辛；想起文革时，她默默递过来的那碗热面。 他突然发现，这个自己嫌弃了一辈子的女人，才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 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是一个用一生守护他、爱着他的“恩人”。 巨大的悔恨吞噬了他。他开始疯狂地写文章怀念妻子，称她是“典型的东方女性”，“道德上超一流的”。 他把彭德华的照片摆在桌上，时常一看就是半天，看着看着就老泪纵横。 他甚至公开说，如果将来修史，彭德华应该“榜上有名”。 这份迟来的肯定，饱含着一个男人最沉痛的追悔。 1993年，也就是彭德华去世前一年，她在美国的儿子吴健成将母亲王碧奎的骨灰带回中国，季羡林也曾出席安葬仪式。 或许是别人的团圆，让他更深地感受到了自己一生的缺憾。 他用半生疏离了那个爱他的女人，却要在余下的所有岁月里，用思念和泪水来偿还。 这段跨越65年的婚姻，始于一场错误的包办，却没有终于怨恨。 它最终在责任、恩情和漫长岁月的陪伴下，升华为一种无法割舍的亲情。 季羡林晚年常常说：“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这份迟来的懂得，或许才是对一个女人一生无私付出的最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