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有一个女人，一辈子跟她的情人好了几十年。那个女人现在快80岁了，情人小她

我们村里有一个女人，一辈子跟她的情人好了几十年。那个女人现在快80岁了，情人小她七岁。村里人都叫她桂英婶，叫她情人老周，没人喊过他们的全名，就像没人戳破他们之间那层窗户纸。我记事时，桂英婶的男人已经瘫在炕上五年了。 我记事起，桂英婶家的烟囱总是村里最晚冒烟的。 不是她懒，是炕上躺着个人——她男人，瘫了快二十年。 老周那时还是小周，比桂英婶小七岁，是外村来的木匠，话不多，手里的刨子却转得飞快。 没人知道他们怎么好上的，只记得那年桂英婶男人刚瘫，秋收的玉米堆在院里发霉，是老周连夜帮着脱了粒，手上磨出的血泡比玉米粒子还红。 村里人都叫她桂英婶，叫他老周，像叫自家人，却没人喊过他们全名，就像没人戳破窗纸上那道若有若无的缝。 桂英婶的男人躺在里屋，眼不瞎耳不聋，有时桂英婶在院里和老周说话，他会突然咳嗽两声，声音不大，却像根针，扎得空气都发紧。 老周就会把手里的活停一停，从布衫口袋里摸出几颗水果糖，塞进桂英婶家窗台上那个缺了口的搪瓷碗里——那是给桂英婶小孙子留的，也是给她留的一点甜。 有年冬天特别冷，桂英婶男人夜里发高烧，村里的赤脚医生不敢看，是老周踩着没过膝盖的雪，走了十里山路请来镇卫生院的大夫，回来时棉鞋冻成了冰疙瘩，脚脖子肿得像发面馒头。 桂英婶给他焐脚时，眼泪掉在他脚背上，烫得他一哆嗦。 他没说话，只是反手拍了拍她的手背，就像拍掉一片沾在她袖口的雪花。 后来桂英婶男人走了，走得很平静，临终前，他看着守在炕边的桂英婶，又看看门口站着的老周，喉咙里呼噜呼噜响了半天，最后只吐出两个字：“谢……谢。” 没人知道他谢谁，谢桂英婶伺候他半生，还是谢老周没让这个家散了架？ 出殡那天，老周站在人群最后，戴着顶旧草帽，帽檐压得很低，没人看见他的脸，只看见他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扁担——那是当年帮桂英婶挑水时用的。 桂英婶没再嫁人，老周也没娶，他们还是像从前那样，一个在村东头，一个在村西。 只是桂英婶的烟囱冒烟早了，老周的木匠担子，却很少再挑进村里。 有人说他们傻，守着个名分耽误一辈子；也有人说，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多对错，能相互暖着，就比啥都强。 去年桂英婶摔了一跤，老周拄着拐杖去看她，手里提的还是那个缺了口的搪瓷碗，里面装着刚蒸好的鸡蛋羹，颤巍巍的，像他年轻时没说出口的情话。 桂英婶拉着他的手，问：“下辈子，还来不？” 老周没说话，只是把碗往她嘴边又送了送，阳光从窗纸的破缝里钻进来，照在碗沿上，亮得人睁不开眼。 有些感情，就像村里那条走了几十年的土路，看着坑坑洼洼，踩上去，却比谁都踏实。 如果你路过我们村，看见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别去问他们是谁的谁，递根烟，或者给块糖，就够了——人间的苦，他们吃得够多了，该尝尝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