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懂为什么总是改朝换代，古人为什么不长教训！原来历史已经一遍一遍证明，不是没人吸取教训，而是“系统”和“人性”，根本不允许。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以前总纳闷，中国古代王朝怎么就逃不开 “开国兴盛、中期停滞、末期崩溃” 的怪圈？难道后来的皇帝都不读史书，看不到前朝覆灭的教训吗？其实不然，从汉到清，每个开国君主几乎都在复盘前朝得失，刘邦吸取秦亡教训实行郡国并行，李世民以隋为鉴打造贞观之治，朱元璋废除丞相严防权臣乱政。但历史还是一遍遍重演，核心原因不是古人愚钝，而是封闭的高度集权制度和人性弱点绑在一起，形成了改不掉的死循环。 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在开国初期确实能爆发出惊人效率。刚打完天下的王朝，机构精简、君臣同心，皇权至上的模式能快速集中资源，恢复生产。就像唐朝初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拟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权力分工明确，既保证了皇权集中，又能避免决策失误，这才有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根基。但这套制度有个致命缺陷：没有自我修正的弹性，全靠统治者的个人能力撑着。 开国皇帝大多雄才大略，能平衡各方利益、判断是非，但皇位是世袭的，没法保证每个继承者都有同样的格局和智慧。康熙晚年倦政，官场腐败滋生，国库只剩 2716 万两；雍正锐意改革，推行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国库增至 3453 万两；可到了乾隆后期，奢靡享乐、宠信和珅，看似盛世之下，财政早已被军费和皇室开支掏空，为清朝衰败埋下伏笔。更关键的是，集权体系里信息层层上报，很容易被官员过滤、篡改，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看到的往往是粉饰后的太平，等真正的危机暴露时，已经无力回天。 很多人觉得古代没有监督机制，其实不然。从秦汉的御史大夫，到唐宋的御史台，再到明清的都察院，古代早就建立了一套看似完备的监察体系，甚至有 “代天子巡狩” 的巡按御史，手握 “尚方宝剑” 纠察百官。但这套机制在集权系统里，终究摆脱不了 “皇权附属” 的命运。 监督官员的任免、升迁都由皇帝说了算，要是遇到昏君或者权臣当道，监察制度就成了摆设。而且权力天生有逐利性，人性里的贪婪、懒惰在没有有效约束时会被无限放大。北宋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到极致，全国总官数达到 24000 人，每 10 万人平均有 51 个官吏，远超汉、唐、隋等朝代。 这么多官员要拿俸禄、要谋私利，就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监察官要么被拉拢腐蚀，要么被排挤打压。更可怕的是，这套系统只奖励迎合行为，谁顺着皇帝、顺着上级，谁就能升职发财；谁要是敢直言进谏、指出问题，大概率没好下场。就像明朝的海瑞，刚正不阿弹劾嘉靖皇帝，结果被打入大牢，这样的例子多了，官员们自然学会了 “多磕头、少说话”，整个体系的纠错能力彻底丧失。 王朝走到中后期，另一个绕不开的死结就是财政崩溃。开国时官员少、军费省，国家能实行轻徭薄赋；可时间一长，官僚体系就像失控的气球不断膨胀，加上皇室奢靡享乐、边境战事不断，开支直线飙升。北宋光官员俸禄就占了财政的大头，英宗治平二年国家亏空高达 1500 多万贯；乾隆时期，单场第二次金川战役就耗资 4800 万两，皇室开支最高时占财政收入的 42%。 朝廷没钱了，不会想着精简机构、削减开支，反而把压力全转嫁给老百姓。明末的 “三饷加派” 就是典型，辽饷、剿饷、练饷三项加起来每年征银高达二千万两，超过正赋数倍，哪怕是一亩地加征九厘银，在连年灾荒的背景下，也成了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老百姓一年忙到头，收的粮食还不够交税，要么卖儿卖女，要么逃荒乞讨，等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只能拿起锄头造反。 其实每个王朝中期都有人发现问题，也尝试过改革自救，但这些中兴之举大多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想解决北宋 “三冗” 问题，推出青苗法、市易法等措施，初衷是 “富国强兵”，可他绕过原有官僚体系，强行剥夺文官、地主、商人的利益，没有任何一方能从中获益，最终在集体抵制中草草收场。 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把赋税和徭役合并征收，确实缓解了财政危机，但他的改革触动了文官集团和大地主的核心利益，等他一死，改革就被彻底废除，自己还被抄家清算。雍正皇帝的改革算是短期成功的，他用 “养廉银” 置换官员的灰色收入，让朝廷、官员、百姓三方暂时共赢，可这套模式只能治标，解决不了集权制度的根本缺陷，等到乾隆时期，腐败和财政问题又卷土重来。 关键问题在于，封闭的集权系统里没有和平调整利益格局的机制，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改革触动谁的利益，谁就会拼命反抗，最后要么改革流产，要么矛盾越积越深，只能通过农民起义、王朝更替的暴力方式，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 信息来源：历史周期律之谜 —— 从社会结构分析封建王朝更替的必然性 - 360doc 个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