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进厂不久的小张被选拔到机关政工办公室，领导安排由我带他。结果，小伙仅坚持了

那年，进厂不久的小张被选拔到机关政工办公室，领导安排由我带他。结果，小伙仅坚持了半年，因承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和我严格的要求，主动要求从机关又调回到了基层，打了退堂敲。 后来，由于机关实在缺人，又将他调回机关，这回还给他任命了一个室主任，目的就是想留住他，因为全厂中文系毕业的只有他一个，算是特殊人才。 那年厂里搞人才选拔，我在政工办当副主任，领导把刚进厂没多久的小张领我面前，说这小伙子中文系毕业，笔杆子不错，让我好好带带。 我记得他第一天来报到，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手里紧紧攥着个旧笔记本，紧张得手心都冒汗。 办公室的活儿不像基层那么 straightforward，材料要写得滴水不漏，会议纪要得抓住重点，偶尔还要跟着下车间搞调研——小张一开始挺积极，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桌上的文件堆得老高，空气里都是打印机墨水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 我对他要求是严了点，政工材料讲究政治性和严谨性，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用错都可能出问题，他写的稿子我经常大段大段地改，有时候改完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有一次为了赶一份上报材料，我们俩在办公室熬了个通宵，凌晨五点多的时候，他趴在桌上小声说了句“哥，我真有点扛不住了”，声音哑得像砂纸在磨。 我当时没多想，拍了拍他肩膀说“再坚持下，年轻人多锻炼没坏处”，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他，眼里的光已经暗下去不少了。 半年后，小张拿着调回基层的申请来找我，低着头不敢看我，只说自己还是适合在车间一线，机关的工作太“虚”，他干不来。 我没拦他，签字的时候手有点沉，桌上他常用的那个搪瓷杯还放在老位置，杯沿磕了个小口，是他有次加班太困，不小心碰掉地上摔的。 他走的那天没跟我打招呼，我去他座位收拾东西，发现抽屉里还留着一沓我改过的稿子，上面红笔批注密密麻麻，边角都磨卷了。 原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基层车间多了个会写报道的技术员，机关少了个埋头改材料的年轻人，日子照样过。 可没想到一年后，机关整编，政工口缺人手缺得厉害，尤其是能写材料的——厂长在会上拍了板，说把小张再调回来，这次直接任命他当宣传室主任，工资待遇提一级，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助手。 宣布任命那天，小张站在会议室门口，还是穿着蓝工装，只是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多了些我没见过的东西。 有人背后议论，说这叫“曲线救国”，当初走是嫌官小，现在给了主任位置就回来了；也有人说，厂里就他一个正经中文系毕业的，除了他没人能扛这活儿，领导也是没办法。 我倒不这么看，或许基层那两年，他不是在“逃避”，而是真的去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在车间跟工人师傅们摸爬滚打，他写的报道越来越接地气，不像以前总带着股学生腔；处理班组矛盾、写工作总结，也让他学会了怎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怎么把复杂的事情理清楚。 难道真是我当初逼得太紧，没给他足够的适应空间？还是说，年轻人的成长，本就需要绕点弯路，碰点壁？ 小张回来后，我们办公室的氛围明显不一样了。 他带着助手把宣传报道搞得有声有色，车间里的好人好事、技术革新，都被他写成小故事登在厂报上，连厂长都说看厂报比看文件有意思多了。 有次我路过他办公室，听见他跟助手说：“写材料就像拧螺丝，既要拧紧，又不能用力过猛把丝扣拧滑了——得讲究个度。”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成长，不是在压力下“逼”出来的，而是在摔打中自己“悟”出来的。 现在小张在主任位置上干得风生水起，厂里的大型活动、先进事迹报告，都由他牵头负责，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会因为改稿而偷偷掉眼泪的小伙子了。 偶尔我们一起加班，他会主动给我泡杯茶，笑着说：“哥，当年你改的那些稿子，我现在还留着呢，没事翻出来看看，还是觉得受益匪浅。” 我看着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优秀通讯员”锦旗，心里五味杂陈——是该庆幸他最终留了下来，还是该反思，我们选拔和培养人才，究竟是看当下的抗压能力，还是潜力与合适的位置？ 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落在他桌上那盆绿萝上，叶子绿得发亮。 我想起他第一次调走时，我收拾他座位，把那盆快枯萎的绿萝移到了自己窗台上，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了他那里，还长得这么好。 或许人和植物一样，都需要适合自己的土壤和阳光，有时候“退一步”，未必是认输，可能只是换个姿势，更好地向上生长——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