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粟当年， 既对不起姚迁，又对不起胡福明， 前者被他逼至绝境，后者被他推上风口浪尖，成了权力倾轧里的一枚棋子。 为了将文徵明、仇英的国宝字画据为己有，他对硬气追讨的姚迁恨之入骨，罗织“学术不端”的罪名，一手炮制出针对南博院长的构陷大戏。 他借着舆论的声浪，将莫须有的罪状钉在姚迁身上，又刻意选在自己外出的空档，把宣读撤职令的脏活甩给胡福明，让这位尚有良知的文人，亲手成为压垮姚迁的推手。 而当《光明日报》的批判稿需要签字背书时，他又把难题抛给胡福明，逼对方在“顺从保官”和“坚守正义”之间做抉择。胡福明拒签后，他毫不留情地给其穿小鞋、施打压，全然不顾对方的处境与底线。 说到底，汪海粟的骨子里，从来没有半分文人的风骨与为官的操守。他把权力当成满足私欲的工具，把他人的命运当成博弈的筹码，姚迁的冤死、胡福明的煎熬，在他眼里不过是扫清障碍的垫脚石。 晚年他还妄图用“本意宽大”的说辞洗白自己，更是将虚伪与自私写到了极致。这种踩着他人血泪上位、靠着构陷忠良谋私的人，纵使身居高位，也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唾弃，沦为钉在耻辱柱上的卑劣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