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18岁的山田喜美子站在53岁的张大千面前，脱下所有衣服，涨红着脸说“先生，拜托了！” 东京偕乐园旅馆的樟木香气里，樱花花瓣正顺着纸拉门的缝隙飘进来。 张大千捏着狼毫笔的手指关节泛白，砚台里的墨汁晃出细圈涟漪。 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里写“老夫聊发少年狂”，却没提自己当时盯着少女肩头那朵半开的樱花刺绣，足足愣了三炷香的功夫。 喜美子是旅馆特意派来的侍女，会说流利中文，枕头底下总压着本翻烂的《李太白集》。 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蹲在画室门口磨墨，看天光从富士山的方向漫进来，把张大千的影子投在《长江万里图》的草稿上。 有次她给画中仕女添了笔腮红，被先生用戒尺敲了手背，却笑出声来那戒尺上还留着敦煌壁画的朱砂色。 徐雯波从香港来的那天，喜美子正在院子里晒先生的蓝布长衫。 这位正牌夫人径直走过来，捏了捏她和服腰带的结，突然笑了“他画仕女总缺几分灵气，原来是等你这个活模特。 ”后来院子里就有了两张石桌，一张摆着徐雯波的福建茶，一张堆着喜美子的和果子，先生在两张桌子间转着圈儿画，倒把糖尿病的药给忘了吃。 1956年巴黎画展成功后，张大千在塞纳河边给喜美子写信，说梦见她穿和服抱猫的样子。 半年后《抚猫图》寄到东京，画中女子眉眼像极了喜美子，怀里花猫的尾巴却翘得老高，活像先生自己那副不服输的脾气。 喜美子把画挂在床头，每天早上对着猫咪的眼睛说话，说多了又觉得自己傻气，干脆用和服袖子把画遮起来。 羽田机场的风总是带着咸腥味。 1962年最后一次送别，张大千的皮箱滚轮卡在登机桥的缝隙里，喜美子蹲下去帮忙，却被先生一把拉住。 他的手抖得厉害，指腹在她手背上磨出红印，像极了当年教她画兰花时的力道。 后来她在整理书信时发现，那天先生在日记里只写了五个字“樱花落满肩”。 巴西的热带雨林信笺上，先生的字迹越来越潦草。 “眼睛快看不见了”，他在信里说，“圣保罗的樱花不如东京的艳，你要是来，就带棵树苗吧。 ”喜美子把信埋在院子的樱花树下，那年春天，东京下了场罕见的冰雹，所有花苞都冻成了冰珠子。 2016年北京保利的拍卖会上，七十九封信拍出了两千三百万。 最让藏家心动的是最后一封，先生用毛笔描了只歪歪扭扭的猫，旁边注着“本来想画你喜欢的三色堇，手抖得不成样子。 ”喜美子晚年常说，其实那天她离机场只有一公里，却在樱花树下站到日落有些告别，需要比相见更勇敢的决心。 现在那棵从东京移栽的樱花树，在四川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开得正好。 去年有位日本老太太来参观，在《抚猫图》前站了三个小时，离开时把一块绣着樱花的手帕轻轻压在展柜玻璃上。 手帕边角绣着行小字“相逢如樱花，谢时亦动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