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女作家丁玲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她谁都无法放弃，于是便提出了三人同居，不料她的想法竟得到了两人的同意…… 在许多人眼里，丁玲的一生总是离不开两个字：大胆。她敢在父权与旧礼教面前撕毁娃娃亲，敢只身北上南下求学写作，也敢在感情里走出一条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路。从少女时代被送进校园与母亲同读，顶着众人异样的眼光开始，她就学会了不按别人安排的剧本生活。 丁玲天性要强，出身湖南书香人家，自小读书写字，对文学有一种近乎倔强的执着。家境并非优渥，她依旧用笔名“丁玲”闯进文坛，在北京与上海之间奔走，以稿费维系生活，也以文字寻找自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与胡也频、冯雪峰先后相遇。 胡也频是那个最早捧着玫瑰、追到她家门口的大男孩。第一次见面便一见钟情，后来不顾尴尬远赴她的老家求见，借住在她家里展开热烈追求。丁玲被他炽热而笨拙的爱打动，婚后给他起了个独一无二的爱称“美美”，在寄居北京的小屋里等他外出挣钱，靠思念和写作对抗贫穷与孤独。 而冯雪峰，则是从精神世界闯入的另一半。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讨论文学的夜晚，他的才华与幽默都让丁玲心动。她一边深爱着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丈夫，一边被这个同样投身革命、写作有成的男子吸引，挣扎许久，竟提出三人共同生活。 这段“三人行”的同居生活，是她感情史最被反复提起的一页。胡也频为了不失去她，选择咽下委屈，冯雪峰出于对她的爱与同情也加入进来。 三人挤在上海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白天各自忙于工作，夜里在有限的空间里彼此周旋。丁玲竭力维持微妙平衡，短暂地觉得自己同时拥有了两份爱情。 但嫉妒与拉扯终归难以压抑，最先退场的是冯雪峰，他明白自己的存在让一切更加艰难，于是离开了这场实验。 这段关系收场后，丁玲与胡也频试图回到两人世界，搬离旧地、重新开始。她在胡也频的支持下继续写作，他则在地下活动中愈发投入。儿子出生后，生活压力陡增，为了让丁玲少受辛劳，他宁可自己四处奔走。 直到那次被捕，他还以为不过是“坐几年牢”的代价，谁也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枪声与血泊。丁玲用尽人脉营救，最终只能在噩耗传来时抱着孩子痛哭。许多年后，她仍会说“最纪念的是也频”，那是她失去得最彻底的一段爱。 胡也频倒下，她却没有就此崩溃。痛苦之中，她转身投向更深刻的革命实践，拒绝为国民党服务，因而遭软禁与监视，与翻译冯达的短暂结合，也在政治立场的裂痕中破碎。被囚期间，她在狭小的空间里生下女儿，却在获救逃离时不得不带着孩子与背叛决裂。 1937年，她终于抵达延安，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此时的丁玲，早已不再是那个只为个人爱情横冲直撞的少女，她把对社会、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倾注到创作里，也把自己的人生重新绑在时代的车轮上。 然而，即便历经风霜，她对爱的渴望并未熄灭。面对小自己十三岁的下属陈明，她依旧直截了当地提出结婚，吓得对方仓促另娶。 直到陈明在婚后才发现，真正能与自己心灵相通的还是丁玲，他选择离婚，再次回到她身边。这一次，丁玲不再年轻，身边有两个孩子，外界冷嘲热讽不断，说这段婚姻撑不过一年。但他们在蓝家坪举行了一场极其简单的婚礼，没有排场，没有宴席，却给了彼此一个真正平等的承诺。 从胡也频到冯雪峰，从冯达到陈明，丁玲总是用同一种姿态走入感情——不肯委屈自己，也不怕背上骂名。她在“三人同居”里暴露了人性的复杂与自私，也在一次次失去中，学会在爱情之外，把个人命运与更大的时代联系起来。 晚年，她倒在陈明怀里安然离世，两人没有共同的孩子，却携手走过半个世纪。一个被无数人当作“花边新闻”讲述的女人，其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一个女人到底能不能既爱得真、活得真，又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和笔下的人。 丁玲的答案，也许并不完美，却足够坦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