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见到志愿军“打坦克英雄”苏吊蛋后，觉得这个名字实在不雅，便笑着

1953年，毛主席见到志愿军“打坦克英雄”苏吊蛋后，觉得这个名字实在不雅，便笑着对他说：“我把你的名字改一下。” 在1951年朝鲜甘凤里的战场上，或者时间再往前推推，在山西小店村那满是黄土的坡地上，有个叫“苏吊蛋”的年轻小伙子，那会他打死也想不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坐在北京怀仁堂那明晃晃的灯光底下，被新中国威望最高的那位长者亲自问名字。 说起这名字，在旧社会的庄稼人眼里，那就是个用来糊弄阎王爷的护身符，爹娘给孩子起名叫“铁蛋”、“狗剩”，再或者像他这名更难听的“吊蛋”，图的不过就是希望这条贱命能在闹饥荒、打仗的乱世夹缝里，像那漫山遍野的野草一样，死皮赖脸地活下去。 1929年出生的苏吊蛋，人还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小时候虽然瘦得跟根芦苇棒似的，风一吹就倒，但他靠着手里那把弹弓天天打鸟填肚子，硬是把身子骨练得又结实又机灵。 谁能料到，这种在乡下为了活命练出来的本能，后来竟然成了他在战场上玩转那些大家伙的天赋。 十六岁那年他就参了军，大字不识几个，但他懂风向，耳朵那是真灵，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堆里，别人一听见炮弹啸叫都吓得捂着耳朵乱钻，他却能听出来炮弹要往哪落，等到了朝鲜战场，加入了志愿军炮兵31师401团，这本事就更神了，虽然他连那个炮闩有时候都拉不利索，但他那双被教员开玩笑说“比猎狗鼻子还灵”的耳朵，只要听那么一声响，就能知道哪门炮卡壳了，哪发炮弹打偏了。 真正让他一下子在全军出了名的，是那场哪怕违抗军令也要打的硬仗，在甘凤里的阵地上，美国人的坦克群摆开了那种看着就吓人的“人”字队形，像一群钢铁野兽一样轰隆隆地压过来。 这边苏吊蛋作为炮长守着阵地，手心里全是冷汗，那边指挥所早就被炸平了，电话线也被掐断了，请求开火的指令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根本传不出去。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就两条路：打，那就是没有上级命令擅自行动，搞不好要掉脑袋，不打，眼瞅着坦克推上来，阵地上的步兵兄弟们就得拿命去填那个坑。 这一刻，那个当年在吕梁山上打鸟少年的那股野劲儿上来了，直接压过了那些死板的条令，苏吊蛋牙关一咬，大吼一声：“打！” 没等号令，炮火就冲出了膛，第一炮直接掀飞了敌人的指挥车盖子，第二炮就把敌人的指挥系统给炸瘫痪了。 本来以为回来要背处分的苏吊蛋，结果等来的是敌人坦克的溃逃，还有后来全师的通报嘉奖，他凭着五发炮弹全都命中、临机决断的战绩，硬是给自己轰出来一个“打坦克英雄”的名号，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国际二等功。 也正是因为这份实打实的战功，把他送到了北京，作为一个大英雄代表，这个没啥文化的山西汉子坐在了政协会议的讨论组里。 别的代表都在那儿高谈阔论治国方略，轮到苏吊蛋发言的时候，他憋了半天，把自己手心里那张战友帮他写的稿子都快揉烂了，最后还是说了一番大白话：他说觉得这新式军装不实用，没兜没领子的，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冻，战士们的手连个揣的地方都没有。 这番质朴得有点“冒傻气”的发言，把会场的人都逗乐了，却让坐在第二排的那位伟人频频点头，伟人笑着问这个憨厚的战士叫什么名字。 当“苏吊蛋”这三个字报出来的时候，在座的人心里都明白这是咋回事，这就是个为了活命取的贱名。 伟人没笑话他的名字土，反而若有所思，那天晚些时候，或许是在伟人的授意下，这个名字被重新放在了宣纸上审视。 “兆是个好兆头，丹代表一片红心。”大笔一挥，“苏吊蛋”就变成了“苏兆丹”，仅仅改了两个字，那个为了“赖活着”的乡野生命，从此就被赋予了“红心赤胆”这种宏大的意义。 后来《人民日报》登出了英雄榜，那上面白纸黑字印着的“苏兆丹”三个字，成了那个时代对他最高的奖赏。 但当战火散去，英雄的光环也没了的时候，那个骨子里依然淳朴的山西汉子又变回了原来那个沉默干活的老百姓。 1955年复员以后，苏兆丹从来没把那些金光闪闪的勋章挂在嘴边上，他回到了太原，要么是在耐火材料厂挤那种破工棚，要么是在砖瓦厂一块一块地搬砖头。 档案里那些英雄事迹被他像那包勋章一样，死死地压在了箱子底。 在那几十年里，周围的工友只知道这个闷老头身上全是伤疤，那是他说“摔的”，只知道他为了反抗厂里领导吃空饷敢当面拍桌子，最后被找茬开除也不低头，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这个背都驼了的老工人，曾经把美国人的重型坦克当成野兔子打。 直到世纪之交，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的寻访活动开始了，人们才在一个旧宿舍的屋檐底下，重新找到了正在削木头的苏兆丹。 面对迟来的聚光灯，老人手抖得厉害，他既不承认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拒绝了别人要给他写传记的请求。 历史记住了“苏兆丹”的红心与赤胆，但在生活里，他始终还是那个坚韧、沉默、像泥土一样朴实的“吊蛋”。 这一辈子，名字虽然改了，命运也变了，但他那股子不向命运低头的劲，从来就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