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内斗是否必然发生？ 李渊在长安称帝那年，李建成29岁，李世民22岁。这对亲兄弟或许都没想到，六年后的玄武门将成为他们命运的分水岭。作为嫡长子，李建成从晋阳起兵时就被定为储君，跟着父亲学政务、理朝纲；而李世民像匹野马，带着秦琼、尉迟恭们东征西讨，虎牢关一战生擒窦建德，洛阳城破时连李渊都犯难——该给什么官职配得上他的军功？最后特设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这头衔后来成了刺向太子的刀。 武德四年的庆功宴上，李世民的甲胄还沾着血，李建成的朝服已绣满金线。前者的幕府里挤满山东豪杰、亡隋降将，后者的东宫则围着关陇旧臣、儒学博士。李渊以为能靠"嫡长子继承制"和军功封赏搞平衡，却不知道权力就像沙漏，李世民每打一场胜仗，李建成那边的沙子就漏下去一把。最要命的是，那些跟着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将领，怎么甘心回长安做个闲散武官？秦王府的文学馆里，杜如晦、房玄龄们天天琢磨的不是诗赋，是历代政变的成败。 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像根导火索掉进火药桶。李建成的属官在庆州谋反，虽说查无实据，但李渊的处理很微妙——让李世民去平叛，许诺得胜后改立太子。这招看似高明，实则把兄弟矛盾摆在了明面上。李世民凯旋时，太子的位置纹丝不动，李渊只把李建成的两个亲信流放了事。这种和稀泥的做法，让秦王府的人嗅到了危险：皇帝在试探，太子在忌恨，而他们这些"秦王党"，早就是东宫的眼中钉。 真正让矛盾激化的，是李渊晚年的转向。突厥南下时，他突然让李元吉挂帅，调走秦王府的精锐，连房玄龄、杜如晦都被逐出长安。这分明是要拆解李世民的班底。史书记载，那段时间李世民常独自骑马到城南的昆明池，一坐就是整夜。他麾下的将领急了：程知节说"宁为秦王死，不为齐王奴"，尉迟恭甚至拔剑威胁"若不决断，敬德将窜身草泽"。这些刀口舔血的人清楚，失去兵权的秦王，就是待宰的羔羊。 李建成不是没机会。魏征曾劝他趁早动手，在昆明池设伏除掉李世民。但这位太子终究狠不下心——他习惯了用合法手段，比如奏请李渊贬黜秦王府官员，比如拉拢尉迟恭反水。 这种温吞的打法，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显得幼稚。反观李世民，从收买玄武门守将，到策划伏杀的每一步，都算得精准。武德九年六月的那个清晨，当李建成骑着马经过玄武门时，他或许还想着父皇会主持公道，却不知道尉迟恭的箭袋里，早就装满了必死的决心。 这场内斗的种子，早在晋阳起兵时就埋下了。李建成的东宫代表着传统的继承秩序，李世民的天策府则是新兴军功集团的旗帜。李渊越想平衡，双方越要证明自己不可或缺。当李世民的势力大到威胁国本，当李建成的储位岌岌可危，任何一次朝会上的冷眼、任何一道调离的圣旨，都会成为引爆冲突的火星。 玄武门的血迹可以洗净，但权力结构的裂痕早已深入骨髓——这不是兄弟恩怨，而是初创王朝里，军功集团与文官集团、新贵与旧臣的必然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