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9个英国叛兵逃上太平洋孤岛，杀光土著男人、霸占所有女人，两百年后，这座岛上竟然半数成年男性因强奸罪被起诉。 皮特凯恩岛的历史源于1789年邦蒂号叛变事件，当时英国皇家海军船只在太平洋航行，舰长威廉·布莱的严苛管理引发不满。大副弗莱彻·克里斯蒂安领导9名水手夺取控制，将布莱和忠诚船员赶下小艇。叛兵返回塔希提岛，招募当地波利尼西亚人，包括6名男子和12名女子，以补充劳动力。 他们用船上物品交换食物，承诺短暂航行，却将这些人带往未知目的地。1790年1月，船抵达皮特凯恩岛，这是一座火山岛屿，位置偏僻，海图标注错误，便于躲避追捕。叛兵烧毁邦蒂号，切断退路，建立定居点。岛上资源有限，叛兵凭借火枪占据优势，将波利尼西亚男子当作奴隶，指派重体力劳动。女子被分配给叛兵，形成不平等结构。 早期冲突频发，土地和资源争端加剧紧张关系。1793年，波利尼西亚男子发动反抗，杀死5名叛兵，但剩余叛兵反击，部分女子协助英国人，导致所有波利尼西亚男子被杀。这次事件消灭了岛上本土男性血脉，强化了叛兵后代的支配地位。 弗莱彻·克里斯蒂安作为叛变领袖，出生于1764年英格兰富裕家庭，早年海军生涯积累航海经验。他在邦蒂号上负责船员管理，与布莱关系从友好转为敌对。叛变后，他娶塔希提女子毛阿图阿，生下子女，但在岛上定居仅三年，便在1793年土地争端中被杀。 约翰·亚当斯，原名亚历山大·史密斯，1767年生于伦敦贫民区，以化名加入海军。他参与叛变全程，在岛上幸存下来，成为1800年唯一成年男性。他用圣经教育岛民，建立简单秩序，娶多名波利尼西亚女子，生育后代。亚当斯于1829年去世，其后代主导岛屿事务。 其他叛兵如威廉·麦考伊和马修·昆塔尔，也参与早期暴力，他们的后代延续家族影响。麦考伊发明蒸馏酒，导致岛上酗酒问题加剧。昆塔尔在醉酒状态下被杀，进一步减少成年男性。这些人物的行动奠定岛上权力格局，暴力成为解决争端的常态。岛屿隔离状态放大了个人缺陷，缺乏外部监督导致道德滑坡。 岛上早期社会结构以叛兵为中心，他们控制武器和土地，波利尼西亚女子被迫适应新规则。1800年后，亚当斯推行基督教教育，教导识字和祈祷，表面上营造和谐社区。1808年，美国船只托帕兹号发现岛屿，亚当斯讲述事件，获得英国赦免。 1838年，英国正式将皮特凯恩纳入领土，提供有限支持。人口从初期数十人增长到19世纪中叶约80人，近亲婚姻不可避免，导致遗传问题。岛屿经济依赖农业和捕鱼，自给自足但资源匮乏。英国殖民管理松散，仅偶尔派船访问，岛民自治委员会处理事务。 这种隔离环境滋生隐秘习俗，性虐待从早期开始潜伏。20世纪，外部接触增加，但岛上男性主导文化未变。1990年代，英国警方介入前，岛民视某些行为为常态。调查显示，虐待涉及多代人，受害者从幼年起遭受侵犯。 1996年，一名女孩向岛上牧师报告性侵，触发初步调查。1997年，英国女警盖尔·寇克丝抵达，走访居民，记录多名女子从10岁起被侵犯的事实。调查扩展到历史记录，发现从1980年起，31名女子受害，涉案男子达30人，几乎覆盖成年男性半数。 英国政府重视，拨款修建监狱。2004年，审判在岛上开庭，7名男子面对55项指控，包括强奸和猥亵儿童。被告包括岛长史蒂夫·克里斯蒂安，他被控多项罪名，其他人如他的儿子和亲戚也涉案。审理过程暴露岛上文化，部分女性证人收回证词，受压力影响。6人有罪，判处3到6年监禁，在岛上服刑。审判后，岛屿人口锐减，2023年仅剩35人，多为老人。英国持续监督，但社会问题根深蒂固。事件反映隔离社区的脆弱性，外部干预虽晚但必要。 皮特凯恩岛的罪恶根源可追溯到叛变者带来的殖民心态，他们视本土人为劣等，利用暴力确立统治。两百年间，这种心态代代相传，演变为对女性的系统性侵犯。历史记录显示，19世纪岛上已有乱伦报告，但英国当局视之为内部事务，未深入干预。 20世纪中叶，游客和船只增加接触，岛民对外界保持警惕。1999年，更多受害者站出，警方收集证据，包括医疗记录和证词。审判中，辩方称行为系＂文化传统＂，但法院认定违法。史蒂夫·克里斯蒂安作为岛长，未能制止虐待，反而参与其中。他的家族血统直溯克里斯蒂安，象征罪恶延续。服刑后，一些人返回社区，社会分裂加剧。岛屿如今依赖英国援助，经济单一，年轻人外流。事件引发全球讨论，关于小社区治理和文化相对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