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早在四个月前，那时候的罗健夫，已经被诊断为“低分化恶性淋巴瘤”晚期，这种绝症带来的疼痛足以摧毁人的理智。 医生和护士不止一次拿着镇痛剂想要帮他解脱，却一次次被他那只颤抖的手挡了回去，他拒绝注射吗啡类药物，理由听起来近乎“残酷”：“这东西打多了刺激神经，会让脑子变木。” 在这具几近报废的身体里，唯一还没被癌细胞吞噬的，只剩下那个还在高速运转的大脑，他不敢睡，更不敢糊涂，因为图形发生器的III型设计图上，还有几个关键的电控逻辑没跟同事交待清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病房成了他的临时教研室，哪怕只能用一只手死死顶着剧痛的胸口，罗健夫的另一只手还要在图纸上比划，从设计逻辑到调制细节，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 这种“用命换数据”的偏执，其实早在13年前那个搬迁的年份里就埋下了伏笔。 1969年，为了国家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罗健夫的单位从北京迁往陕西临潼，当时摆在案头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死命令：研制图形发生器。 这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母机”，没有它，造芯就是空谈，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技术被国外封锁得连张纸片都漏不进来，只能两眼一抹黑地硬搞。 这一年，罗健夫34岁，原本是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的高材生，现在却要他去搞电子线路、精密机械和自动化控制。 这意味着，过去十几年的专业积累归了零，他得像个新兵一样，把自己重新扔进完全陌生的知识荒原，于是，在那几年的西安街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魔怔人”。 公交车上，别的乘客都在闲聊或者看风景，只有他，像尊雕塑一样死死盯着膝盖上的专业书，有好几次，车都到了终点站掉头往回开了，售票员还得扯着嗓子喊，才能把他从复杂的线路图中“喊”回现实。 在那些为了赶进度的夜晚，实验室地板就是他的床，干硬的冷馒头就是他的餐点，同事眼里的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比书本里那个叫“保尔”的钢铁战士还要纯粹。 整整4000多个日夜的煎熬，最终换来了中国电子工业的破局——1972年，第一台图形发生器问世；三年后，更先进的Ⅱ型机横空出世，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但奇怪的是，当荣誉真的像雪片一样飞来时，那个为了科研敢把命豁出去的人，却突然“隐身”了。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奖，那是科研界顶级的荣耀，但在申报成果的名单上，罗健夫执意把自己的名字挪到了最后一位；单位好不容易盼来了那次二十年一遇的涨工资机会，他让了；组织给的3000元巨额奖金，他分文不取；哪怕是大家都眼馋的出国考察名额，他也拱手让人。 面对周围人的不解，他只是淡淡地抛出了一句甚至听起来有些傻气的话：“我就一句话，努力切勿人后，成功不必在我。”这不是客套，在这个倔强的湖南人眼里，没有什么比那张图纸的完美更重要，如果有，那就是把更宝贵的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 甚至在临终前，当有人想方设法给他弄来昂贵的进口特效药时，他依然是摆手：“别浪费在我身上了，给更有希望的病人吧。” 他走得太干净了。除了那个最后时刻强撑着身体缴纳的党费，和那两个把自己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的遗愿，他似乎什么都没给自己留下。 医生们缝合遗体时落下的眼泪，不只是因为看见了那个骇人的肿瘤，更是因为看见了一个纯粹灵魂的实体化。 在那个中国航天和电子工业正如饥似渴需要补课的年代，罗健夫和许许多多像邓稼先、钱学森一样的人，选择把自己活成了一块燃料。 他们当然知道疼，知道苦，但在“国家需要”这四个字面前，个人的痛觉被意志屏蔽了，个人的得失被信仰稀释了。 他到死都把自己当作一台为了国家运转的精密仪器，哪怕零件坏了、线路烧了，也要在彻底停机前，输出最后一个正确的数据。 信源：湖南日报《罗健夫：心中有家国 淡泊且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