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这话从安娥口中说出来时，周围人都愣住了。谁能想到，一个被剥夺党籍、在狱中孤零零离世的人，能和“福气”扯上关系？ 可安娥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句话里藏着她对丈夫一生的懂得，藏着只有他们俩才明白的苦涩解脱。 1968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监狱铁窗。 田汉裹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手指冻得蜷曲，却还在捡烟盒纸写字。 铅笔头磨秃了，他就把几张烟盒纸用米糊粘在一起，晾干了继续写。 写什么呢？不是诉苦，而是回忆——回忆1935年和聂耳在小阁楼里熬通宵谱《义勇军进行曲》，唱到“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时两人抱头痛哭；回忆和安娥初遇时她穿着蓝布旗袍，眼睛亮得像星星。 这位曾用笔墨点燃抗战烽火的艺术家，此刻连一张完整的纸都是奢望。有次放风，他看到石缝里钻出一株绿草，回牢房就写下：“草尚能抗寒，人何惧风霜？”这张皱巴巴的烟盒纸，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时间倒回1935年。上海租界的小阁楼里，田汉趴在桌上奋笔疾书。窗外是国民党特务的脚步声，桌上是匆匆写就的《风云儿女》剧本。 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歌词落笔时，他或许没想到，这会成为刻进民族血脉的呐喊。 可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当年激励千万人奋起的歌词，三十多年后竟成了他的“罪证”。 1966年寒冬，造反派冲进家中，68岁的田汉被从床上拖走时，只来得及回头对安娥说：“等我回来给兰草换土。”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 在化名“李伍”的牢房里，田汉遭受着非人折磨。糖尿病和高血压日益严重，饭是掺沙的窝头，水是锈色的凉水。 有时他控制不住小便，看守竟逼他趴地上舔干净；明知道他糖尿病严重，却故意注射葡萄糖加剧病情。 但这位老人始终没低头。他悄悄对狱友说：“我写了一辈子戏，最看重的就是‘不违心’。”就连在301医院弥留之际，窗外高音喇叭恰巧响起他写的《毕业歌》，他枯槁的脸上竟浮出一丝微笑。 另一边的安娥，在河北干校挑水种菜，手上磨出厚茧。每逢有人从北京来，她都冒雨跑十几里路打听丈夫消息，回来时浑身湿透却还喃喃：“他那么结实，肯定没事的。”这希望，她抱了整整七年。 1975年春，当老同事把一叠烟盒纸交给她时，安娥的手抖得厉害。展开看到“人何惧风霜”的字迹，她没嚎啕大哭，只是摸着纸张坐了一下午，像在摸丈夫的手。面对众人的不平，她轻声道：“他是有福气的。” 这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安娥知道，若田汉活着走出监狱，看到国歌被禁、作品成“毒草”，对他将是比死亡更残忍的凌迟。 更重要的是，他至死没背叛理想——对田汉这种宁折不弯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壮的“福气”？ 安娥的“福气论”，其实是对丈夫精神世界的守护。 田汉这辈子，要的从来不是功名。他年轻时搞话剧穷得吃不上饭，却说：“戏台就是战场！” 抗战时期，他带着剧团在战火里辗转，用《卢沟桥》《岳飞》点燃民众斗志。 哪怕后来当了文化部长，家里仍挤满讨教的艺人，他坐在槐树下泡粗茶，一聊就到日落。 这样的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理想不灭。所以安娥说他有福气——他的《义勇军进行曲》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比任何墓碑都不朽。 1979年平反那天，骨灰盒里只放进国歌词稿和《关汉卿》剧本。当国歌重新响彻云霄时，安娥的眼泪里带着笑：丈夫这一生，终究是求仁得仁。 如今，每当我们站在升旗仪式上唱响“前进”的瞬间，那声呐喊里不仅有历史的风雷，还有一个文人用生命刻下的信仰。 安娥晚年常抚着那些烟盒纸说：“一个人能活进比时代更长久的事物里，就是最大的福气。”或许对她而言，丈夫的“福气”正在于此——肉身虽逝，灵魂却随着国歌的每一次奏响，在神州大地上永生不息。 参考：《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如何写成？田汉长孙忆祖父——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