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冯增敏带着200多人向越军投降，回国后被判10年徒刑，可他却说：“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啊！”这句话像根刺，扎在那场战争的记忆里四十四年。 当军事法庭的法槌落下时，没人知道这个满脸硝烟的营长，脑海里闪过的是战友们干裂的嘴唇，还是电台里最后那句“援军已出发”的沙哑呼喊。 谅山至高平的山路像被揉皱的纸，448团的士兵踩着泥泞往回撤。 原本熟悉的路线突然被师部紧急调整，新路线地图上连等高线都模糊不清。 越军的冷枪从竹丛里钻出来，有人倒下时还攥着半块压缩饼干。 冯增敏的2营被堵在郎庄地区的山坳里，通讯线早在三天前就被炮火炸断，弹药箱底朝天时，伤员的呻吟声比枪声还密。 包围圈越缩越小，冯增敏蹲在被炸塌的掩体里数人数。 120具遗体已经埋在临时挖的土坑里，剩下202人里有一半挂彩。 他摸出最后半包烟，给每个还能动弹的士兵发了一支。 有个18岁的新兵哭着说想回家，这句话让他突然想起出发前在火车站，妻子塞到他兜里的全家福。 那照片现在还压在他胸前的口袋里，边角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 军事法庭上，公诉人念着“贪生怕死”的指控时，冯增敏没辩解。 直到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才从怀里掏出那张全家福。 照片里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妻子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我要是抵抗到底，这202个家庭就再也等不到人了。” 这句话后来没被写进判决书，却成了很多老兵聚会时沉默的开端。 2010年出狱那天，冯增敏在监狱门口站了很久。 当年被他带回来的士兵里，有37个人来接他，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当年部队发的搪瓷缸。 缸子上的红五星已经掉漆，但装着的热茶还冒着热气。 他们没人提当年的投降，只是反复说：“营长，我们给孩子讲当年的事时，都说是你带着我们活下来的。” 现在重庆县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纪念馆里，有个展柜专门放着202个叠成豆腐块的旧军被。 每个被子旁边都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写着当年士兵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解说员讲到这里总会停顿，让参观者自己看玻璃柜下压着的那张字条，“我当时也是迫于无奈啊！”字迹歪歪扭扭，像极了山坳里那些挣扎求生的脚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