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出演“刘三姐”而走红的女明星，一年内身体交易上百次，敛财76万！不料枪决前，她不服大喊：“我是为国家做贡献，应该得到奖励！” 这句话像根针，扎在1992年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记录里。 穿民族服装唱山歌的舞台形象，和法庭上戴手铐的中年女人，哪个才是真实的程春莲？这个曾让台下观众为《刘三姐》掌声雷动的演员，最终在法槌落下时，连辩护律师都沉默了。 程春莲的父母到死都没舍得扔那张1978年的演出海报。 泛黄的纸张上，22岁的她梳着麻花辫，蓝布衫领口别着银饰，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为供她上舞蹈学校，老两口卖掉了祖屋和田地，背着全村人的指点说：“俺家春莲是吃公家饭的文化人。” 那时没人想到，这个“文化人”后来会把身体当成交易筹码。 歌舞团的38块5工资，在1985年显得格外刺眼。 邻居家开小卖部的老王，年底就能盖起两层小楼，而她作为台柱子，演出服破了还得自己缝补。 体制内的稳定，在“万元户”的时代浪潮里，变成了甩不掉的穷酸标签。 她试着辞职开服装店，却连进货的卡车油钱都凑不齐，账本上的赤字比舞台灯光还晃眼。 石油指标像块肥肉，落在饿疯了的人面前。 1988年的中国，计划内每吨100元的原油，转手就能按市场价600元卖掉。 渤海石油销售科的梁科长第一次约她吃饭时，菜单上的海参鲍鱼，让她想起母亲总说的“做人要有骨气”。 但看着对方递来的指标批条，骨气终究没敌过账本上的红墨水。 103次交易记录里，89次写着“石油”。 程春莲学会了在酒桌上给官员点烟，在宾馆房间里数钞票时，会把百元大钞按新旧程度分开码齐。 她给老家盖了三层小楼，却再没回去过，只是定期寄钱，像在偿还某种看不见的债务。 那些通过身体换来的批文，被她藏在《刘三姐》剧本的夹页里，油墨香混着烟草味，成了秘密的味道。 法官在判决书里写“投机倒把罪，情节特别严重”时，窗外的梧桐树正落叶子。 1979年刑法里这个最高可判死刑的罪名，在1997年被从法典里删掉。 退休法官老李后来在茶馆说，要是晚几年审判，程春莲或许能保住性命。 可法律不看“或许”，就像她当年没看清，那些递批条的手，从来不会真正拉她上岸。 温州抬会案的蔡珠祥比她多活了十年。 同样是“投机倒把”，同样判了死刑，2001年改判时，监狱外的世界已经没人再提“倒爷”这个词。 程春莲没等到那一天，她临刑前要求把演出海报烧给她，看守说政策不允许，她就把辫子剪了下来，说“这样爹娘就认得出我了”。 那张没烧成的海报，现在躺在黄石市档案馆的角落里。 旁边放着1997年刑法修订对照表，“投机倒把罪”几个字被红笔圈掉。 法律条文会修改，时代会变迁，但有些代价永远刻在时间里。 就像程春莲账本上最后一笔记录：38.5元，那是她歌舞团的月薪。 这个数字后面，藏着一个时代的挣扎，也藏着一个女人用尊严都没能填满的生存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