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无数，为啥挖出致命条款的都是高教授？ 同样是研究日本，为啥偏偏是高志凯教授挖出了能拿捏日本的致命条款？ 要知道，咱们国内搞日本研究的顶尖阵容可不算弱，像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这样的权威机构，光内部研究室就设了十个，从政治、经济到外交、历史全覆盖，还常年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出核心期刊，培养着硕博人才；还有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这种教育部批准的重点基地，专门承接国家委托的研究项目，咨政建言的名头很响。 更别说其他高校的东亚研究中心，每年花在日本研究上的经费堆得像小山，产出的报告、论文摞起来能比人还高，可真到了要在国际法理上跟日本硬碰硬、找对方命门的关键时刻，这群拿着国家经费的“正规军”却集体哑了火，反倒让高志凯教授抢了先，挖出了能死死拿捏日本的致命条款。 倒不是说这些“正规军”里没有懂行的人，而是他们的研究从根上就偏了方向，跟实际博弈需求脱了节。就拿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来说，这些年办的学术研讨会，主题不是“中日经济务实合作”就是“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要么就是总结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满脑子都是怎么维持中日关系的表面平稳。 那些几百页的研究报告，要么细致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要么测算双边贸易的增长空间，数据做得挺花哨，图表画得挺精美，可全是些“无用功”——真要遇到日本政客否认历史、挑战二战定论，或者在台海问题上煽风点火的时候，这些报告里压根找不到能直接用的法理武器。 更关键的是，这些“正规军”的研究经费和研究方向，早就被各种条条框框绑住了。很多研究项目要么是中日联合资助的，要么是为了给外交政策提供“平稳导向”的参考，从一开始就把“找日本法理漏洞”这种“得罪人”的方向排除在外了。 就像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虽然说是要回应社会关切，但核心还是承接国家委托的政策咨询，重点在“咨政建言”的平稳性，而非“法理制衡”的尖锐性。 说白了，他们研究日本，更多是为了“搞好关系”“借鉴经验”，而不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跟日本掰扯法理、维护咱们的核心利益。这种导向下，就算有人想到去翻二战后约束日本的国际法条款，也未必敢深入研究，更别说公之于众了。 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些“正规军”的研究太“象牙塔”了，离实际的国际博弈太远。他们整天埋在故纸堆里做学术考证，或者在封闭的研讨会上交流观点，根本没真正站在国家利益博弈的一线去思考问题。 就像二战后《联合国宪章》里明确约束日本的敌国条款，不是藏在什么犄角旮旯里，只要沉下心去逐字逐句研读相关法律文件就能找到，可这些拿着高额经费的学者偏偏就“看不见”。要么是研究方向没往这靠，要么是就算看见了也觉得“过时了”“没必要提”，生怕破坏了所谓的“学术中立”和“中日友好氛围”。 反观高志凯教授，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被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住，核心就一个：怎么在中日博弈中找到守护国家利益的硬抓手。他有扎实的法学功底，又常年接触外交实务，清楚国际博弈的核心是“实力说话”，更明白法理武器的重要性。 所以他不搞那些表面的合作研究，而是沉下心去啃那些被遗忘的国际法文件，从一堆看似过时的条款里，精准揪出了能戳中日本命门的关键抓手。就像他之前提出的反制建议，不管是稀土断供扼住日本高端制造业咽喉，还是拒签参拜靖国神社者，每一条都精准对接实际博弈需求，这跟那些“正规军”的空泛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到底，不是国内的“正规军”学者没能力挖出这些致命条款，而是他们的研究立场和导向出了问题。他们拿着国家的经费，却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维持表面和谐、做表面文章上，忘了研究国际问题的核心初心是维护国家利益。 而高志凯教授的突破，恰恰在于他始终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带着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去深耕研究。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研究国际问题，光有学术头衔和经费投入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立场和直面博弈的勇气，否则再权威的机构、再厚的报告，也只能是一堆没用的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