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回到家，妻子眼神冰冷陌生：“大叔，你找谁？”于敏转头看向身后，喉头哽咽：“你叫我大叔？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被妻子认成“大叔”的男人，离开家时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不过两年光景，他的头发已染上霜白，眼角爬满细纹，颧骨因长期营养不良高高凸起，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还沾着尘土，整个人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十岁不止。 这两年，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写过一封信，甚至连一句问候都没能传给家人——因为他正在做的事，是国家最高机密的氢弹研制项目。 于敏本是理论物理领域的天才 出发前，他只对妻子孙玉芹含糊地说“要去外地工作，可能很久不能联系”，没敢透露半个字关于工作的真相——这是纪律，也是对家人的保护。 戈壁滩的条件苦到超出想象。住的是简陋的土坯房，刮起风来尘土漫天飞，饭菜里总能吃出沙粒；夏天室温高达四十多度。 冬天又冷到零下几十度，晚上睡觉要裹着厚厚的棉衣；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所有数据都要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遍遍演算，有时一个复杂的公式就要算上几个月，算错一步就得全部重来。 于敏作为理论设计负责人，更是压力山大，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饿了就啃口干粮，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眼睛熬得布满血丝，体重掉了十几斤。 他不是不想家，只是不敢想。每次夜深人静时，他会偷偷拿出口袋里家人的照片，摩挲着妻子的脸庞和孩子稚嫩的笑脸，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掉。 可一想到国家面临的核威胁，想到千千万万同胞需要核保护伞，他又立刻擦干眼泪，重新投入到紧张的计算中。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后晕倒在工作台前，醒来第一句话还是“数据算完了吗”。 而家里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孙玉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庭，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邻居们偶尔会问“你丈夫去哪了”，她只能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时间久了，难免有人说闲话。 孩子想念爸爸，常常哭着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她只能抱着孩子默默流泪，心里既牵挂又担忧，却不知道丈夫究竟在做什么，是否安全。 两年后，因为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组织特批于敏回家探亲。 他满心欢喜地赶路，一路上想象着家人见到他时的场景，可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妻子的“陌生”。孙玉芹看着眼前这个苍老憔悴的男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丈夫。 那个离开家时头发乌黑、面容清秀的青年，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直到于敏颤抖着说出“我是于敏啊”，她才反应过来，眼泪瞬间决堤，扑进他怀里失声痛哭：“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两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于敏抱着妻子，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终只化作一句“让你们受苦了”。 他想解释，却不能；想道歉，却觉得言语太过苍白。那顿饭，他吃得格外沉默，看着孩子们怯生生地躲在妻子身后，不敢靠近这个“陌生的爸爸”，他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假期只有短短几天，他帮着妻子做家务，陪着孩子玩耍，尽量弥补着两年的亏欠，可心里始终惦记着项目，归队的日子一到，他又不得不再次告别家人。 后来，氢弹研制成功的消息传遍全国，孙玉芹才知道丈夫这些年在做什么。 当看到报纸上“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头条，看到丈夫的名字出现在功勋名单里（虽然当时仍用化名），她终于明白了丈夫的“失踪”是为了什么，所有的委屈和埋怨，都化作了骄傲和心疼。 于敏这一辈子，都在为国家默默奉献。从氢弹研制到后来的核试验，他隐姓埋名二十八年，直到1988年才恢复公开身份。 这二十八年里，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陪伴妻子的时光，甚至在母亲临终前，都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可他从不后悔，他说：“国家需要我，我不能退缩。个人的事再大，也大不过国家的事。” 他的妻子孙玉芹，也用一生诠释了“家国大义”。她独自撑起家庭，照顾老人、养育孩子，从未抱怨过丈夫的“缺席”，默默支持着他的事业。有人问她会不会觉得委屈，她总是笑着说：“他是为国家做事，我能做的，就是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想象那种“为国舍家”的情怀。可正是因为有于敏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科研工作者。 有孙玉芹这样一群默默付出的家属，我们的国家才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打破核垄断，成为拥有核威慑力的大国，才能拥有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健康甚至亲情，换来了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尊严。 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无数为国奉献者的心声。他们不求名利，不计回报，只愿祖国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像于敏那样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和前辈用血汗换来的。 我们更应该传承他们的爱国精神，在自己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努力拼搏，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