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身边第一红人万墨林，硬抗日军穿骨酷刑，绝不开口妥协，说出任何情报。 1939年的上海，法租界的梧桐叶落满霞飞路，万墨林提着菜篮子走在前面，身后跟着的小丫鬟抱着给杜月笙小儿子买的糖糕。没人知道这个穿灰布长衫、袖口磨出毛边的“管家”，脑子里装着比租界地图还密的情报网——从十六铺码头的假烟号到静安寺的接头暗号，上百组数据像刻在钢板上，分毫不差。 他早年在苏州河边上打铁，炉膛烧得通红时，见过一个咳得直不起腰的年轻人蜷缩在墙角。那时的杜月笙还叫“月生”，兜里揣着半块干硬的窝头。万墨林递过去一碗热粥，没想到十年后，这个年轻人成了法租界的“地下皇帝”，回头就把他请进杜公馆管账。 “老万记东西，比算盘珠子还准。”杜月笙常对人说。大烟从印度运到上海，过几道关卡、给哪个巡捕塞钱，他闭着眼都能报出数；公馆里二十几口人的生辰八字、丫鬟老妈子的月钱，他从来没算错过。连杜月笙的三姨太半夜想吃南翔小笼，都是他亲自去城隍庙排队——不是信不过别人，是他知道哪家铺子的肉馅里要多放半勺皮冻才对味。 上海沦陷那天，杜月笙在香港的电话打到公馆，声音压得很低：“租界里的线，你盯紧了。”万墨林没问为什么，只回了个“晓得了”。从那天起，他每天要见十几个“烟商”，有的递烟时手指在烟盒底敲三下，有的把账本翻到第三页画个圈——这些都是送往重庆的情报密码。 麻烦出在一个叫“阿三”的送信人身上。那小子是李士群安插的眼线，上个月还哭着找万墨林借钱给老娘治病，转头就把假的路线图塞了过来。万墨林查了他三天，见他每次都把信塞进霞飞路邮筒，没多想就信了。 转角处的宪兵早就候着，他刚迈出公馆第三步，黑色制服就围了上来——手里的菜篮子“哐当”掉在地上，里面的豆腐摔得稀烂。76号的审讯室里，李士群叼着烟笑：“老万，你把杜月笙那条线说出来，金条随便你拿。” 他没看金条，只盯着墙上的“武运长久”四个字。铁钩子穿透肩胛骨的瞬间，隔壁刑房的惨叫声都停了——连见惯了场面的警备厅翻译，都猛地转过身去，手里的记录纸飘到地上。 “说不说？”李士群把烙铁摁在他腿上，滋滋冒白烟。万墨林的脸疼得扭曲，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我死……不拖人下水。”后来几天，他的腿骨被打断，肋骨断了三根，昏过去三次，每次醒来都先啐一口血沫，再闭上眼。 杜月笙在香港听说消息时，正用银签子挑燕窝。“啪”的一声，签子扎在盘子里，血珠从指腹渗出来。他当天就飞上海，找遍了法租界的律师、巡捕房的探长，连公共租界的犹太商人都托了。“多少钱都给，人必须活着出来。” 万墨林被抬出76号那天，右臂肿得比大腿还粗，像根紫黑色的木头。杜月笙站在杜公馆门口，穿着长衫，没戴帽子。秋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晃，他盯着担架上的人看了半分钟，挥挥手：“送进去，找最好的西医。” 再后来，没人见过万墨林出门。他就待在公馆后院的小屋里，管账、对账，用左手打算盘——右臂永远抬不过肩膀了。有新来的伙计好奇问起76号的事，他拨着算盘珠子：“忘了，那会儿疼糊涂了。” 可杜月笙没忘。有回喝多了，他拍着桌子对心腹说：“老万这条命，比我十条都金贵。” 那年冬天，上海下了场大雪，万墨林在屋里算账，算盘打得噼啪响。窗外的雪落在梧桐树上，像给法租界盖了层白布。他算完最后一笔，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日历——1940年1月，离他被抓那天，正好三个月。 这世上总有些事，跟识字不识字没关系。就像打铁的知道火候不能过，管账的知道数目不能错，有些人知道——什么该烂在肚子里，死都不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