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许世友要求163师师长边贵祥放了越南1000多俘虏。不料，边贵祥竟然直接拒绝：“撤职也好，坐牢也好，但是释放俘虏这件事，没门！”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79年3月的南疆前线，空气中还弥漫着硝烟与雨水混合的土腥味。 163师指挥所设在谅山以北一处半塌的越军营房里，发电机的轰鸣声掩不住电话铃的急促。 师长边贵祥抓起听筒，那只在抗日战争中失明的左眼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陷。 师长边贵祥抓起听筒，那只在抗日战争中失明的左眼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陷。 电话那头传达的命令很明确： 立即释放抓获的越军战俘。 握着听筒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对着话筒一字一顿地说： “这个命令，我执行不了。” 这句话让指挥所里所有参谋人员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政委吴恩庆快步走过来，眼神里带着询问。 边贵祥挂断电话，走到铺满地图的木桌前，手掌按在标着红蓝箭头的作战图上。 “老吴，”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板里的钉子，“现在放人，就是把枪还到敌人手里。我的兵不能再多流血了。” 边贵祥做出这个决定时，脑海里闪过的是一周前的一幕： 卫生队的帐篷里，一个十八岁的小战士腹部缠着浸血的绷带，那是被假投降的越军突然开枪打中的。 少年兵苍白的脸上还带着稚气，军医悄悄对他摇头。 子弹打穿了肝脏，救不回来了。 那孩子是河北保定人，和边贵祥算是半个老乡。 这不是边贵祥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抉择。 1944年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当时还是班长的他就遇到过类似情况。 那次他们俘虏了三个日本兵，上级指示要优待俘虏、后送处理。 可其中一人趁夜色挣脱绳索，用藏在鞋底的刀片割断了哨兵的喉咙。 当边贵祥带人追上去时，那个日本兵已经逃进了青纱帐。 这件事像根刺，扎在他心里三十多年。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边贵祥五十一岁，是参战师长中年龄较大的。 他左眼失明，身上还有三块抗战时期留下的弹片没取出来，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但军令下达时，他没有丝毫犹豫。 163师的官兵们发现，这位平时话不多的师长一到战场就像变了个人。 他可以不戴钢盔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炮击时警卫员按都按不住他。 边贵祥对越南太熟悉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曾在越南担任军事顾问两年多，帮助过北越军队训练、布防。 那时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情谊正浓，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越军指挥员。 谁也想不到，十多年后，昔日的学生会把学到的战术用来对付老师。 这种背叛感让边贵祥在作战时格外果决，163师也成为东线歼敌最多的主力师之一。 关于释放战俘的争议发生后，边贵祥没有改变决定。 他命令部队将俘虏严密看管，分批后送。 押送途中，他特别交代要看管好那些越南特工部队的俘虏——这些人最擅长伪装和突袭。 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押解途中，确实发生过俘虏试图抢夺武器的事件，但都被早有防备的战士制止了。 战争结束后，边贵祥没有像其他一些战功卓著的指挥员那样获得晋升。 他被调往海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远离了主力作战部队。 有老战友为他鸣不平，他只是摆摆手： “仗打完了，我的兵大部分都回家了，这就够了。” 在海南的那些年，他经常下部队，特别关心基层连队的训练和生活。 有一次视察海防哨所，他看到战士们在烈日下站岗，立即要求后勤部门给所有哨所加装遮阳棚。 他说： “我带的兵，不能让他们白白受苦。” 2008年边贵祥去世后，子女在整理遗物时，除了那三枚伴随他大半生的弹片，还发现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 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163师在1979年作战中牺牲的每一位烈士的姓名、籍贯和家庭情况。 有些名字旁边打了勾，那是他后来托人打听确认家属得到抚恤的； 有些名字旁画着问号，那是他一直放心不下的。 关于当年拒绝释放战俘的决定，军史研究者后来有过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这违背了我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 也有人认为在特定战场环境下，指挥员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有利于保存己方有生力量的决策。 但所有研究者都同意一点：边贵祥做这个决定时，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他认为什么对士兵最有利。 晚年的边贵祥很少提起那场战争。 有次孙子问他： “爷爷，你打过那么多仗，最骄傲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 “最骄傲的是，每次打仗，我的兵都愿意跟着我冲锋。” 他没说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份“愿意跟着冲锋”的信任，让他在1979年春天做出了那个可能影响自己后半生的决定。 在军人的天平上，个人的前程有时很轻，战士的生命永远最重。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缅怀香河革命烈士——边贵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