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国军少将陈中柱战死后，头颅被日军割下带走。意外的是，他怀孕的妻子竟然带着女儿，冒死来到泰州并向日军司令提出：“我来取回我丈夫的头颅。” 王志芳并不是寻常闺阁女子。她出生在江苏一个读书人家，父亲做过塾师，从小教她识文断字，也教她遇事不慌。嫁给陈中柱后，她跟着丈夫南征北走，见惯了军营的粗粝与战地的急迫。陈中柱为人沉稳，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对部下不苛责却要求严明。夫妻俩聚少离多，但只要见面，他总会抽空教她读些兵法策论，说女人也要懂家国大势。王志芳原本以为，日子虽不安稳，却也能守着家等他一次次凯旋。 1941年夏的苏北战役，陈中柱率部在泰州一带阻击日军。那是一场硬仗，兵力悬殊，弹药不足，他带着队伍在河道与芦苇荡间迂回作战，硬是拖住了敌人的推进速度。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阵前。日军为了示威，割下他的头颅送往泰州司令部示众，意图震慑当地抗日力量。消息传到王志芳耳里时，她已怀胎八月，听闻噩耗当场昏厥。醒来后，她擦干眼泪，对赶来的亲友说，一定要把丈夫的头颅带回来安葬。 这在当时几乎是拿命去赌。日军向来视中国军人的遗体为战利品，更别说头颅这种极具羞辱意味的东西。一个怀着孕的女人，带着四岁的女儿，要去日军司令部开口索要，简直是闯龙潭虎穴。可王志芳没退，她先是托人打探头颅的下落，确认还在泰州日军手中，然后独自带着女儿上路。一路上，她避开日军巡逻队，靠乡民掩护穿行，有好几次几乎被盘查抓住，只能临时改道绕远。她把女儿藏在竹篮里，上面盖着菜叶，装作卖菜的乡下妇，才混过几道关卡。 到了泰州，她打听到日军司令部的位置，鼓足勇气独自前往。门口哨兵见她是个普通妇人，本要拦下，她直接说要见司令，有要事相商。哨兵见她神情坚定，又带着孩子，便通报上去。日军司令见到她时颇为意外，问明来意后冷笑，说头颅是战利品，不可能交还。王志芳跪下，说自己是陈中柱的妻子，肚里怀的是他的骨肉，只求拿回头颅让丈夫全尸入土。她言辞恳切，没有哀求乞怜，却把身为妻子的道义与未出世孩子的牵连说得清清楚楚。 司令盯了她很久，似乎在估量她的胆量和背后的可能反应。泰州的日军当时正试图稳住占领区的民心，公开拒绝一个孕妇的请求，有可能激起更大民愤，甚至引来抗日武装的报复。 而王志芳的镇定让对方感到棘手——她不是来闹事的，是来要一个交代。僵持半天，司令最终派副官带她去存放处。那是一只用石灰腌过的木匣，里面正是陈中柱的头颅。王志芳一见，泪水滚下来，却忍住没有哭出声，双手捧过木匣，向副官鞠躬道谢，然后挺直身子走出司令部。 这一趟生死往返，让她在当地的百姓中赢得了敬重。人们说，陈夫人有骨气，敢为丈夫争全尸，是女中豪杰。可她自己知道，这不是逞强，是守住夫妻之间的信诺。陈中柱生前常说，军人死也要死得有尊严，她取回头颅，就是让他的尊严不留缺口。更重要的是，她要让腹中的孩子将来知道，父亲是怎样的人，母亲又是怎样守住一份本分。 因果很清晰——陈中柱在战场上以命相搏，是为了守住国土与百姓；王志芳冒死取回头颅，是为了守住丈夫最后的体面与家族的名誉。两者互为支撑，一个是枪林弹雨里的决绝，一个是刀锋前的冷静。倘若没有她的行动，陈中柱的牺牲很可能被日军当作炫耀的标本，长久悬在耻辱架上。她的出现，把这件冷酷的战利品化为亲人怀抱里的安顿，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人的骨气不会因死亡被夺走。 后来，王志芳在乡间隐居，把丈夫安葬在家乡祖坟旁，终身守着那片墓地。她没再参与军政事务，却用一生的沉默维护了丈夫的名节。战乱结束后，有人提议为她立传，她婉拒，说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人妻的本分。可在知情人眼里，这份本分重如山——它连接着战场的血性与后方的柔韧，让一场惨烈的死亡有了温热的归宿。 王志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不仅在前线，也在后方那些看不见的勇气里。一个怀孕女子面对侵略者，没有武器，仅凭信念与沉着，就把象征屈辱的物件转为亲情的承载。这不是戏剧化的传奇，是人在绝境里用道义逼出的行动。她的选择，让我们明白，捍卫尊严不一定非要靠枪炮，有时一句话、一步走进敌营的胆量，也能让逝者安眠、生者站稳脚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