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放弃中国国籍、在伦敦街头捡了二十年破烂的“叛国者”，竟是藏着六万个国之重器的无名英雄？ 在伦敦雾气弥漫的街头，曾流传着一个怪人的传说。那是一个早已移居海外的中国男人，也是当地华人圈子里出了名的“落魄户”。邻居们常常透过窗帘缝隙，看见他穿着破旧不堪的衣裳，佝偻着身子在垃圾堆旁翻找，若是捡到几块干净的泡沫板或是废弃的纸箱，他脸上竟会浮现出获得至宝般的喜色。为了这些旁人眼中的“破烂”，他甚至放着好端端的豪宅不住，带着家人挤进狭窄昏暗的阁楼，靠啃干面包喝凉水度日。 流言蜚语比泰晤士河的水还冷。有人说他败光了家产，精神失常了；更有人戳着脊梁骨骂他是数典忘祖的“叛国者”，因为他为了继承一笔所谓的遗产，竟然还要煞费苦心地更改国籍入籍英国。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面对亲友的疏远和同胞的鄙夷，这个名叫赵泰来的男人，始终像个哑巴一样，一声不吭。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被他视若珍宝捡回家的包装废料，究竟是要用来包裹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 在那所被世人遗忘的伦敦郊外庄园地下，掩埋着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推开那个隐秘的地窖大门，霉烂腐朽的气息扑面而来，随之映入眼帘的却是足以让任何一个收藏家心脏骤停的画面：整整3000平方米的幽暗空间里，密密麻麻堆叠着无数个蒙尘的木箱。 这里不是什么普通的地下室，而是一个封存了中华文明血脉的“亚特兰蒂斯”。从商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到战国时代的王子午鼎，从汉代的金缕玉衣到极其罕见的西藏唐卡，六万多件流失海外的国宝像被时间遗弃的孤儿，静静地在这个阴冷潮湿的角落里沉睡。 这些宝藏的来源，要追溯到赵泰来的曾外祖父——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外交家伍廷芳。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伍廷芳眼含热泪看着无数国宝流落异邦，便倾尽毕生财力在海外四处收购，只为给这个民族留一点“念想”。 而这份沉甸甸的家国守望，最终传到了姨妈郑月娥的手中。这位一生未嫁的女子，用半世孤独为锁，死死守住了地窖的入口。直到1977年她在病榻上颤抖着将一张手绘藏宝图和钥匙交到赵泰来手里时，命运的齿轮才开始了最残酷的转动。 但这根本不是什么“一夜暴富”的童话，而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炼狱修行。为了保护这些文物的安全，赵泰来不敢雇人，不敢声张，生怕引来黑帮或犯罪集团的觊觎。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只不知疲倦的蚂蚁，日复一日地钻进那个危机四伏的地窖。 那里不仅有令人窒息的尘螨，更有致命的危险。有一次，清理木箱时猛然窜出一条毒蛇，死神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尖擦过。还有一次，搬运一尊沉达200公斤的战国青铜器时，他不慎失手，沉重的器物瞬间砸碎了他的五个脚趾。在那暗无天日的地下，他顾不上这种撕心裂肺的剧痛，只是简单缠上几块布，忍着血肉模糊的伤势继续清理。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像乞丐一样去捡包装材料。修复文物需要特殊的防氧化剂，为了去欧洲购买原材料，为了去日本寻找装裱唐卡的专用布料，更为了那笔足以压垮豪门的天价运费和保险费，赵泰来几乎变卖了在伦敦的四处别墅，家产散尽。 为了避人耳目，也为了省下每一个铜板，那些从街头捡回来的泡沫和纸板，成了保护这些无价之宝跨越重洋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甚至还要时不时拿起一块不起眼的瓷片，去打发那些闻着味找上门的文物贩子。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在法律层面上更顺畅地继承和转运这批庞大的遗产，入籍英国成了他不得已的战术伪装，哪怕背负万世骂名也在所不惜。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逃亡”，只不过逃亡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六万个漂泊已久的“中国魂”。从1991年开始，为了赶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前将文物运回，赵泰来通过岳父注册了一家“艺术品进出口公司”，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几万件文物分批装进集装箱，先运往香港，再转运至国内。妻子在得知真相后，也从最初的震惊转为默默的支持，陪他一起在这个无声的战场上战斗。 这批经过专家估值仅首批就超过8亿元人民币的惊世宝藏，换作任何常人，只要私藏几件便可几辈子衣食无忧。但在文物抵达国门的瞬间，赵泰来做出的决定却让全世界失语——他把它们全部无偿捐献了出去。广州艺术博物院收到了上万件藏品，中国历史博物馆、盐城博物馆，还有专门为此建立场馆的番禺宝墨园，都接收到了这批穿越百年风雨归来的游子。当那些青铜器、青花瓷在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下重新焕发光彩时，再也没有人提起当年那个在伦敦街头捡破烂的“疯子”。 如今年近七旬的赵泰来，依然会出现在广州的博物馆里，身份却是一名普通的文化义工。他穿着朴素的衣裳，弯着腰仔细检查展品的维护情况，对于他来说，曾外祖父的遗愿、姨妈的孤守、自己二十年的断骨折齿，所有这一切苦难的终点，就是为了让这些国之重器，不再是私人地窖里发霉的死物，而是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中华大地上，让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都能看上一眼，摸一摸那滚烫的历史脉搏。所谓的财富，对他而言早已是过眼云烟，那些归家的文物，才是他此生最奢华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