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一名韩国女老板走进车间，威胁120多名中国员工：“全都跪下，不跪开除！” 车间里的空气像冻住了。 120多号人低着头，流水线的轰鸣声突然停了，只剩下女老板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河南小伙子孙天帅攥着扳手的手越收越紧，指节泛白，他刚在这家珠海电子厂干满两年，农村老家还等着他每月寄回的工资。 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年轻人突然往前跨了一步。 工装外套被他猛地甩在地上，拉链撞在水泥地上发出脆响。 “我是中国人，死也不跪！”声音不算大，却让整个车间的呼吸都停滞了。 女老板愣住了，指着门口吼：“滚！现在就滚！”孙天帅弯腰捡起地上的工牌，捏在手里转身就走，背后传来其他员工窸窸窣窣的下跪声。 那时的珠海到处都是工地，外资企业的招工牌比路灯还密集。 1993年孙天帅揣着借来的200块钱南下，在劳务市场蹲了三天才被瑞金电子录用。 韩资老板金珍仙的管理出了名严苛，每天早上七点半开工，晚上九十点才让走，月休两天是常态。 厂里的老员工说，上次有个女工晕倒在流水线，被组长直接拖到仓库门口，醒了还得接着干。 这件事第二天就上了报纸。 《珠海特区报》的记者追到孙天帅租住的农民房时，他正蹲在门口啃馒头。 “当时没想那么多，”他挠着头笑，“就是觉得膝盖软了，这辈子都站不直了。” 报社电话被打爆，河南老家的镇长带着记者找上门，说他给河南人长了脸。 没多久，河南省政府给他寄来“爱国青年”的奖状，镜框现在还挂在郑州老家的堂屋里。 最意外的是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少康集团老板看了报道，拍板资助他上大学。 2003年孙天帅进了《大河日报》当校对，后来成了文化部主任。 前几年有记者去采访，发现他办公桌抽屉里还放着当年那个工牌，塑料壳子磨得发白。 “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那时候的人轴，”他翻着采访本说，“但有些东西，比饭碗更重。” 去年冬天，郑州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来了个小伙子，被包工头欠薪还遭辱骂。 孙天帅帮他整理材料时，发现对方身份证地址和自己老家隔了三个村。 调解成功那天，小伙子非要请他吃饭，在面馆里红着眼说：“孙主任，我爸当年总跟我讲你甩工装的事。” 窗外的雪落在玻璃上，孙天帅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下午，自己也是这样攥着工牌，一步步走出工厂大门。 工装外套摔在地上的脆响，二十多年后还在很多人心里回荡。 孙天帅后来再没见过那119个下跪的工友，但他采写的农民工维权报道里，总能看到当年那个车间的影子。 或许尊严这东西，从来不是喊出来的，是像他攥工牌那样，紧紧捏在手里，才不会被生活磨掉棱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