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给朝廷打了个报告：“我身体不好，申请回家休养。” 他不是第一次辞职了。两年前，他也走过一次。 那年京城大旱，民不聊生，一个叫郑侠的御史画了一幅流民图，一夜之间传遍了朝堂。 图上饿殍遍野，孩子啃着树皮，百姓举着写满“青苗法害我全家”的牌子。皇帝看了脸都绿了，直接把他撸了。 说是“出知江宁府”，但谁都知道，那是变相让他下台。宰相变知府，不是贬，也够丢人的。 到了江宁，他没闹情绪，反倒像松了口气。穿着旧布衣，住草房，骑驴出门，跟农民聊天，跟和尚念经，整天在城外半山园溜达。 别人说他疯了，他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天上的星辰，是江水的流向，是这个国家还能不能走出困局。 可问题来了，才过一年，宫里又来信了。皇帝让他回京，再次拜相。 这回他犹豫了。不是因为不想干，而是他清楚，朝堂的风比江水还冷。他前脚刚走，吕惠卿就成了实际掌权的人。 吕是他一手提拔的，结果这位哥们不仅不念旧情，还在背后给他使绊子。连他儿子王雱都被牵连，差点被罢官。 王雱是他的命根子。少年成名，博学多才，是他最看重的继承人。 变法刚开始时，很多新法条文都是王雱亲自写的。 父子俩常常对着竹简争论到深夜，王安石觉得这孩子能接自己的班。 可变法刚有点起色，王雱就病了。背疽，疼得他整晚整晚睡不着，最后竟在1076年春天咽了气。年仅33岁。 王安石彻底垮了。 他不再跟人争了，也不再去想什么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 他把奏章写得很简单，说自己“年老多病，不能胜任”，请求“归田养疾”。 朝廷没挽留，甚至连句客套话都没有。神宗只是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继续留在江宁，但不再授实权。那一刻，他明白，朝堂已经不属于他了。 但说到这你可能以为他就此归隐、心如止水了。其实没那么简单。 他还是时时关注着北方的消息。听说免役法被废了，他整个人发了疯一样拍桌子，大喊：“此法终不可罢！” 那是他最自信的一项法令，他觉得它能从根子上解决徭役问题。可惜没人听他的了。 有一次，苏轼路过江宁，特地来找他喝茶。两人年轻时就互看不顺眼，一个主张改革，一个主张保守，写诗也针锋相对。 但那天，两人坐在半山园的竹廊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苏轼说：“朝堂之事，如逆水行舟。”王安石只是淡淡一笑：“我已下舟。”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写诗，开始读佛经。诗里没有了旧日的锋芒，只有淡淡的孤独。 他写：“西望国门搔短发，满头风雪不成丝。”那是他最后一次提起京城。 后来他病了，病得不轻。有人劝他回老家临川，他摇头，说：“我已在此处种了心，哪也不去了。” 1086年春天，他在半山园病逝。消息传到京城，很多人只是点头，说“早该如此”。 但也有人眼圈泛红，说：“他是想把国家拉出泥潭的人，只是拉不动了。” 他死后没有官葬，也没有诏书追悼。只有几个乡民，用一辆破车，把他送到钟山脚下埋了。连棺材都是王安石生前自己准备的。 他不是失败者。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用了正确的方法，试图拯救一个不愿意被拯救的国家。 多年后，司马光上台，一笔勾销了所有新法。有人说他是清君侧，也有人说他是复古派。但没人再敢说王安石是奸臣。 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完人”，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可王安石自己，从未在意这些。他在意的，是黎民百姓能不能吃饱，是国库还能不能撑下去，是这个国家能不能挺过乱世。 他一生两度为相，两度请辞。宰相干到一半就走了，没几人能做到。 但他做到了。因为他知道，有些仗，打一半就该收兵了，有些人，送到门口也不能回头了。 结尾那年，江宁的梅花开得特别早。半山园的老仆说，王安石临终前摸了摸窗台的雪，低声说了句：“天下之事，非一人之力可定……”然后，闭上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