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大国的学者卢麒元，近日在北京公开发声。 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主张：“立法者每次参与都要政审！”他说，因为最严重的渗透，是通过“立规矩”。他发声针对两个事儿：第一，近几日我们的法律中出现了“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条款；第二，立法者本身的背景与利益冲突政审。 卢麒元说，现在很多行业法规，特别是技术标准，都喜欢依赖欧美的所谓国际标准。立法者可能觉得，这样做不但省事，还符合国际接轨的潮流。实际上，这可能是在为产业链设隐性枷锁。 这种隐性枷锁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被历史反复验证的现实陷阱。30年前，微软用Windows操作系统筑起科技帝国，凭借“系统+办公软件”的生态捆绑，让全球企业陷入“不用就寸步难行”的困境，这便是标准垄断的经典打法。如今谷歌、微软等巨头组建的AI代理联盟，依旧沿用这套逻辑，用统一协议抢占智能时代的规则制定权，让后发企业要么适配标准，要么被生态孤立。 所谓“国际标准”，很多时候不过是欧美国家的“利益包装”。在通信领域，1G到3G时代，我们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制定的标准，每一部手机、每一台设备都要支付高昂专利费，企业利润被层层盘剥。光伏产业崛起初期，我们的技术已实现突破，但因国际标准话语权缺失，产品出口屡屡遭遇“标准壁垒”，明明质量达标却被拒之门外。 更值得警惕的是标准背后的利益渗透。有地方制定营商条例时，竟出现“外资企业优先获取土地”的条款，背后正是起草者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关联；某环保法规刻意遗漏某项污染物指标，参与者恰好是当地排放大户的董事。这些看似“合法”的操作，实则是通过立法权输送利益，侵蚀国家发展根基。 卢麒元强调的“每次参与都要政审”，核心是建立动态防控机制。过去一次性政审难以应对利益关系的动态变化，有人入职时清清白白，几年后却出现配偶移民、资产转移等情况，这些变化若不及时核查，就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就像飞行员每次起飞前必查飞机、医生每场手术前必消毒，立法这种关乎国家命运的工作，更需建立“履职体检”制度。 这一主张并非排斥专业人才，而是强调透明与避嫌。有海外经历不可怕，可怕的是隐瞒利益关联。美国制定《芯片与科学法案》时，核心团队多为国防和安全专家；欧盟起草《数字市场法案》时，刻意规避跨国公司直接参与，都是为了避免“猫写老鼠的规则”。立法者手中的权力关乎国家安全，个人自由理应让位于公共利益。 从历史维度看，标准之争早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过去我们在Windows霸权下被动跟随，付出了高昂的专利成本；如今在5G领域，我国标准必要专利全球占比超42%，特高压输电更是实现“中国标准即世界标准”，这背后正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制定的转变。这种转变证明，真正的国际接轨不是盲目照搬，而是以自主实力为基础的平等对话。 卢麒元的警告，本质上是呼吁为国家立法装上“防火墙”。在这个规则主导权争夺白热化的时代，立法者的立场纯度直接关系产业安全。我们既不能脱离国际体系陷入孤立，更不能放弃标准制定的主动权，而动态政审正是平衡两者的制度保障。 建立这样的机制或许存在难度，但比起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直面问题的勇气。立法的可信度源于制定者的清白与公正，只有把好立法者的“背景关”，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护身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