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越南25万大军进攻柬埔寨，中国驻柬大使和7名外交官紧急撤到深山老林，靠挖野菜充饥，又多次躲过越军追击，花了47天到达泰国！ 当时金边的枪炮声已经能清晰听见，孙浩大使带着7个人钻进豆蔻山脉时，谁都没来得及多带物资。 机要员王永元把三个铝制公文箱捆在背上，里面是加密电报本和使馆档案，他后来回忆，那箱子比命还重，滑下山坡时宁愿自己滚几圈也要护住。 热带雨林的三月像个密不透风的蒸笼，翻译官付学章的眼镜片总蒙着水汽。 他们白天躲在藤蔓缠绕的树洞里，听着越军搜山的脚步声从头顶过；晚上就着月光挖野菜，军医潘家钦手绘的植物图谱成了救命符，指着一种锯齿叶的草说“这个能吃，上次在非洲见过”。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河边取水，突然撞见越军巡逻队。 孙浩一把将报务员祁灵恩按进芦苇丛，自己握着石头蹲在树后。 越军的军靴踩过他们刚煮野菜的火堆，火星子溅到王永元的裤腿上，他愣是没敢动一下。 等对方走远，八个人的后背全湿透了，分不清是河水还是冷汗。 每天凌晨三点，祁灵恩都会悄悄支起硅两瓦电台。 他把天线绑在最高的望天树顶上，用毛巾裹住电键减少声响。 有次发报时突然下起暴雨，他脱下雨衣盖住机器，自己淋得直打哆嗦，嘴里还数着摩斯电码的节奏。 那些从丛林深处发出的滴滴声，后来成了国内掌握越军动向的重要情报。 翻越扁担山脉主峰那天，海拔1200米的山路上全是碎石。 付学章体力不支，孙浩和王永元一边一个架着他走。 走到半山腰，付学章突然停下，从口袋里掏出片干树叶，是他刚进柬时夹在笔记本里的菩提叶，已经压得平平整整。 “等出去了，我得把这些日子记下来。” 他轻声说。 4月12日清晨，他们终于看见泰国边境的界碑。 八个形容枯槁的人互相搀扶着，王永元背上的铝制公文箱边角已经磕变形，潘家钦的植物图谱被雨水泡得卷了边。 泰方接应人员递来的米饭，他们一口没敢多吃，怕肠胃受不了。 后来孙浩在回忆录里写：“那天的阳光特别亮，照得每个人脸上的泥道子都成了金色。” 如今再看这段历史，那只被雨水泡卷的植物图谱和磕变形的铝制公文箱，藏着比传奇更实在的东西。 八个普通人在绝境里，把“外交官”三个字活成了具体的行动，不是西装革履的谈判，而是饿着肚子也要保护的情报，淋着暴雨也要发出的电报。 这种把使命扛在肩上的韧劲，或许就是最动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