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北京某医院，女人躺在冰冷的走廊上，挣扎了整整两天才咽了气。护士整理她的遗体时，突然发出惊呼：“她的手心里有字！”周围的人纷纷凑过来，看清女人手心的字时，大家都沉默了。 那字是用指甲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歪歪扭扭，却用力极深，像是用尽最后的气力刻在皮肉里。写的是两个字——“冤屈”。 女人叫李素芬，三十四岁，是北京一家纺织厂的化验员。她不是病人，是被厂里的人从车间直接送到这里的——1966年下半年，厂里贴出大字报，说她“偷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工作组把她关进“学习班”，不许回家，不许见孩子。两天前，她突然腹痛如绞，走路都直不起腰，看守的人怕出事，才把她送到附近医院。可医院一看她是“有问题的人”，不愿收治，推到走廊角落，连输液都没给上，只扔了床薄被。 李素芬的丈夫王建国是中学语文老师，早在1965年就被划为“右派”，下放到郊区农场劳动，夫妻俩本来就聚少离多。素芬被关后，孩子才八岁，托给邻居照看。她知道自己身体弱，有慢性阑尾炎，可工作组不让她吃药，说“思想改造好了，病自然好”。走廊的夜里冷，她蜷成一团，疼得浑身冒汗，却咬着牙不吭声——她怕一开口，连这点地方都没了。 她抠手心写字的事，没人亲眼看见。护士说，发现时她的手指关节肿得发亮，掌心皮翻着血痕，显然是用指甲反复掐、划，才留下那两个清晰的字。有人猜她是在疼得神志不清时写的，可仔细看笔画走向，能辨出是先写“冤”，再写“屈”，顺序不乱，是清醒时拼尽最后力气留下的话。 这事在医院传开后，有老大夫红了眼。他们说，那两天走廊里总能听见她哼唧，可谁都没当回事——那时候医院也讲“成分”，对“有问题”的人能推就推。直到她没了呼吸，护士翻动遗体，才看见掌心的字。有人提议上报，可负责人摆摆手：“别节外生枝，赶紧火化。”最后是太平间的一位老工人偷偷给素芬的邻居捎了信，邻居又辗转找到王建国。 王建国赶到医院时，遗体已经在冷藏室。他隔着玻璃看妻子的脸，浮肿得变了形，可手心那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心上。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她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连对我都客客气气，可到死都要把‘冤屈’写在手上，她不是为自己争什么，是想让人知道，有些事错了。” 李素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后来王建国托人查旧档案，才拼出片段：1966年秋天，素芬在车间听收音机，恰好播了一段外国的新闻，她随口说了句“外头的棉花产量好像比咱们高”，被同事听见，汇报给工作组。就因为这句话，她被定性为“羡慕资本主义”，再加上丈夫是“右派”，成了“双料分子”。所谓的“偷听敌台”，不过是收音机里正常的外电广播；“散布反动言论”，不过是句对产量的客观感叹。可在那个年代，任何“不合时宜”的话，都能被无限上纲。 她的死，不是个例。那几年，医院走廊、牛棚、学习班的角落，藏着太多没处说的委屈。李素芬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用最笨拙的方式留下了证据——手心的字，比任何申诉书都锋利，因为它带着体温，带着血，带着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的倔强。 王建国后来带着孩子回了河北老家，再也没回北京。他把妻子的骨灰埋在村后的山坡上，每年清明都去添土。有人问他恨不恨，他说：“恨没用，我只想把她的名字记着，把那两个字记着——人不能白受委屈，得让后人知道，有些坎，不能再让人走第二回。” 那张泛黄的遗容照和手心字的记录，后来被一位研究当代史的学者偶然见到，写进了资料汇编。学者说，这两个字不是一个人的呐喊，是一群被忽视者的沉默控诉。它提醒我们，任何时候，对生命的轻慢、对真相的遮蔽，都会结出最苦的果。 李素芬的故事，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英雄的壮举，只有一个普通女人在绝境里，用指甲刻下的两个字。可就是这两个字，让所有沉默的人，忽然懂了什么叫“死不瞑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