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我们今天研究名胜古迹，都会从考古和历史考据入手，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有关的胜

商伟：我们今天研究名胜古迹，都会从考古和历史考据入手，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有关的胜迹书写。这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我们也不该忘记，历史记忆主要是通过文字书写而储存在读者的大脑中的，具有内在性、主观性和超越个人之上的种种特质。正像《列子》所记载的那样：“燕人生于燕，长于楚，及老而还本国。”当同行者诓骗燕人说晋国的城墙、坟墓就是他燕国祖先的城墙和坟墓时，燕人止不住地哭了起来。等到了燕国，真正看到自己祖先的坟墓时，他悲伤的感情早已被预支，反而哭不出来了。在考察胜迹书写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的主观因素，包括记忆、心理期待与偶然性。与某个地点建立起特殊的关系，是离不开人的主体介入与主观投射的。历史上此类情況很多，就像众所周知的《阿房宫赋》和《赤壁赋》，实际上都写错了地方，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事实上，作者早就预备好了。地点只是一个外在的触发装置，一旦它触发了我们通过书写和阅读而储存在大脑中的记忆，便成功地行使了它的历史使命和文化功能。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这无疑有助于我们集中通过这些角度来重新观察习以为常的现象，并修正司空见惯的看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便随波逐流，以至于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判断或放弃了大的前提，不能因为强调物和视觉感知的重要性，就淡化或否定书写的意义。毕竟，中国文化有一个以文字为中心的悠久传统，人们对过去和外部世界的感知与想象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书写的模式，并且最终被书写的模式所塑造。如何将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置于书写文化的脉络中来加以考察，怎样深入理解和分析它们与汉字书写相生相成的复杂关系，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首先，我们不应该将物质文化、视觉艺术与书写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因为文字书写离不开物质媒介，自身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视觉性。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题写胜迹的诗文常常借助题诗板等形式而被书写或刻写在地标建筑，以及胜地周围的其他建筑和山石上，从而变成了其描写和评论的胜迹景观的组成部分，且不说颓坏的地标建筑往往正是因为历代的题写才得以不断重建，起死回生。这是一个文字创造胜迹和产生胜迹的过程，而不是相反。更有甚者，后人因为崔颢《黄鹤楼》诗中的“白云千载空悠悠”和“晴川历历汉阳树”，而在黄鹤楼的附近修建白云阁和晴川阁。他们以诗的语言为依据，创造出新的纪念性的地标建筑，而诗歌书写也因此参与了对胜迹物质形态的重塑。其次，恰恰是通过考察文字书写的内在视觉性与外部物质媒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揭示以书写为中心的传统是如何形成、如何运作，并且如何发挥作用的。由此而言，作为物质实体的胜迹及其视觉呈现，都无妨说是第二性的，因为归根结底，它们源于诗歌文字所塑造的感知方式、内心结构与文化记忆。（《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pp.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