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无数，为啥挖出致命条款的都是高教授？ 我们那么多大学那么多日本问题专家，每年那么多研究经费都花哪去了研究啥了？ 近日，高志凯教授把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677号扒出来了！这下日本又抓瞎了！ 先把这个677号训令的底给兜清楚，这东西可不是什么野史资料，是1946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的正式训令，发布者是当时主导战后日本秩序重建的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机构，属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这个训令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明确划定了战后日本的“施政权范围”，白纸黑字写着，日本的领土只包括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这四个主要岛屿，以及周边经过盟军确认的小岛，特意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还有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系列岛屿，全都排除在了日本的施政权之外。 训令里还强调，这些被排除的区域，后续的处置权归盟军最高司令部或者由联合国来决定，日本半点儿话语权都没有。 就这一条，直接戳破了日本多年来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谎言，因为从战后国际法的源头就没把钓鱼岛算给日本，这也是为什么高教授一拿出这个训令，日本方面立刻就陷入被动的原因——法理依据太硬，根本没法耍赖。 可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为啥咱们那么多日本问题专家之前没把它当成“重磅武器”抛出来？先看看咱们学界里日本研究的主流方向就明白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这些权威机构里的专家，大多是走的“深耕型”路线。 研究方向分得特别细，有的专门盯日本政治生态，比如分析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有的埋头研究日本经济，像安倍经济学的利弊分析，还有的专攻日本文化史，从平安时代的文学讲到现代动漫。 研究经费的投向也决定了很难出这种“意外发现”。国家社科基金里关于日本研究的课题，大多倾向于“大题目”，比如“战后日本外交政策转型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实”。 这些课题需要三五年的研究周期，经费要用来买文献、搞调研、开学术会议，没人会把钱花在翻找几十年前的旧训令上——在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里，就算找到了677号训令，也很难写成一篇符合核心期刊要求的“理论性论文”，既不算重大理论创新，也没有复杂的模型分析，自然引不起学者们的优先关注。 某高校日本研究中心的年度经费报告里就写着，全年80%的经费都用在了“日本社会结构研究”和“中日经济合作分析”这两个重点课题上，剩下的钱只够维持日常的文献采购，根本没预算支持这种“跨界考据”。 高志凯的优势恰恰就在于他跳出了这种传统学术框架。他不是那种一辈子待在书斋里的学者，早年做过邓小平的翻译，后来又在华尔街当律师，还管过大型能源央企，这种跨界经历让他养成了“问题导向”的思维——不管研究什么，都得能解决实际问题。 他的耶鲁法学博士背景，让他对国际法文件特别敏感，知道哪些条款能成为“致命武器”。当学院派专家在讨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文化根源”时，高志凯在做的是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677号训令串成一条完整的法律链条。 《开罗宣言》说要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波茨坦公告》确认了这一点，而677号训令则具体划定了日本不能碰的区域，钓鱼岛就在其中。 这种“用法律条文说话”的方式，比单纯的历史论述更有杀伤力，因为日本在国际上再怎么狡辩，也没法否认盟军发布的正式训令。 最后得说，这不是说咱们的高校专家不努力，而是他们的研究体系有自己的定位，主要负责搭建系统性的知识框架，而高志凯做的是“精准突击”的工作。 每年那么多研究经费，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懂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专业人才，为国家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在应对钓鱼岛这类突发舆论战上，确实缺少像高志凯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677号训令的发现也给学界提了个醒，日本问题研究不光要坐得住冷板凳搞学术，也得有人带着实战思维，从海量的资料里挖掘那些能“一剑封喉”的证据。 毕竟在国际博弈里，有时候一个关键的法律条款，比十篇学术论文都管用，而这样的人才和研究方向，恰恰是现在最需要补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