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一定要有可抗衡全球的军力。中国首次突破了一万亿美元的顺差，如果你军力弱，你猜会不会有人再发动战争来抢你的财富。 翻开世界历史，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是，缺乏足够防卫能力的经济繁荣往往是脆弱的。 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约占全球三分之一，却因军事落后，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量白银外流。 这一教训表明，经济规模若不能转化为相应的国家安全能力，繁荣可能成为他人觊觎的目标。 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系，表面依靠规则与制度，实则深深植根于大国的军事保障能力，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支撑其全球地位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更有遍布世界的军事存在。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这意味着： 中国80%的石油进口和半数货物贸易需经南海、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水道，这些区域的地缘政治复杂性要求具备相应的远洋护航能力。 海外利益保护成为常态，超过4.5万家中国企业在全球运营，海外中国公民超过6000万，从利比亚撤侨到也门救援，每一次行动都考验着国家的远距离投送与保护能力。 金融资产需要战略保障，中国持有万亿美元级别的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历史经验表明，当大国关系紧张时，金融资产可能成为博弈筹码，唯有可信的威慑能力才能维护经济安全。 2016年南海仲裁案期间，中国海军的大规模演练不仅捍卫了主权，也保障了数万亿美元贸易通道的安全，这一案例生动说明，军事存在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安全保障。 再看俄乌冲突：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但俄凭借其战略威慑力量，避免了直接军事干预，保持了基本的经济自主空间，这再次证明，可信的军事能力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最后屏障。 与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不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遵循独特原则： 中国不依赖军事同盟体系，这意味着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这种独立防卫模式对军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亚丁湾护航到联合国维和，中国军队正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安全的全球公域符合所有贸易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自身。 5G、人工智能、航天等民用技术突破，与军事现代化形成双向促进，这种融合增强了国防基础，也推动了产业升级。 面对复杂国际环境，中国军力建设需应对多重挑战： 人工智能、高超音速、太空等新领域正重塑战争形态，保持前沿技术竞争力，避免出现“代差”风险至关重要。 在核领域，中国长期保持最低限度威慑，如何在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确保威慑有效性，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强大军力如同宝剑，既要锋利也要懂得何时入鞘，中国需要发展出与自身文化传统相符的武力使用准则，平衡坚定与克制。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有着具体体现： 中国与东盟推动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致力于建立不依赖外部干预的地区安全架构。 中外联合演习、军事热线机制、防务对话等多层次交流，正在逐步积累战略互信。 从国际抗疫援助到灾难救援，中国军队参与全球公共安全治理，拓宽了安全合作的内涵。 中国是否需要全球性军力，这个问题本质上是问：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拥有庞大海外利益的国家，能否仅凭经济手段确保自身安全。 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强大的国防力量不是“选择题”，而是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 尽管国际法和多边机制不断发展，但大国博弈中力量对比仍然影响着规则执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如果没有相应的安全保障能力，经济成果就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 今天的军队不仅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还要执行护航、撤侨、救灾、维和等多样化任务。 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保护的是国际贸易通道安全，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在海外撤侨中维护的是公民安全与国家尊严。 这些“非战争军事行动”正成为和平时期军力运用的重要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综合国力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安全保障网络，高科技发展需要防范技术封锁背后的安全压力。 在现代国家综合实力中，经济能力与安全能力已经深度融合、不可分割。 与历史上一些大国“国强必霸”的逻辑不同，中国的战略传统更强调“止戈为武”、“以战止战”。 发展现代化军力，不是为了寻求霸权，而是为了打破“强权即公理”的旧循环，为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提供能力保障。 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最强大的安全感恰恰来自于所有参与者共同的安全。 中国建设与自身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防力量，最终目标不应是单方面优势，而是维护必要平衡的能力，这种能力既能防止我们的发展成果被侵蚀，也能让我们为全球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当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中国公民环球旅行时，他们需要的不仅是高效的服务和有竞争力的产品，更需要一个能够保障这些活动安全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