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杀吉鸿昌？因为吉鸿昌为了打日本坚决不内战，为了签《何梅协定》就必须杀吉鸿昌。 1934年11月的北平，天桥刑场的冷风卷着尘土，囚车里的吉鸿昌用指甲在衣角划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那笔迹里的颤抖，没人知道是因为镣铐磨破了手腕，还是想起十年前蒋介石亲手递来的那柄北伐剑——那时他是“吉字第七军”的少帅，军旗上的“吉”字还染着北伐的血。 转折点在1932年的冬夜。他带着草拟的抗日请缨书闯进南京军委会，桌上的热茶凉透了，委员长办公室的门始终没开。后来他才听说，侍从室的人私下议论：“委员长说，攘外必先安内，东北军都撤了，一个吉鸿昌顶什么用？” 真正让南京动了杀心的，是那些散落在北平街头的传单。军统档案里记着，戴笠拿着几张纸片拍了桌子：“看看这字，跟吉鸿昌手下文书的笔迹像一个模子刻的！”传单上写着“东北军撤退，实乃中枢授意”——这话像针，扎在刚签完《何梅协定》的国民党高层心上。 那协定把平津的防务权拱手让人，舆论炸了锅。总得有人出来扛这口“卖国”的黑锅，选谁？阎锡山太滑，张学良有东北军撑腰，唯有吉鸿昌——这个既喊着抗日又暗地联络冯玉祥的“刺头”，最合适。他的“吉字第七军”曾是嫡系，杀他，既能堵悠悠之口，又能敲山震虎。 审判时的卷宗现在还锁在第二历史档案馆，“通敌”罪名底下，证人栏空着，物证袋里只有一叠他手绘的抗日地图——那是狱警从他枕头下搜出来的，铅笔勾勒的长城防线，山海关的位置被圈了三个红圈。 法官晚年在回忆录里写，开庭前三天，军法处的人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速审速结”。他当时没懂，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国民政府终于对日宣战，收音机里响起“抗战到底”的口号时，他突然想起那个在刑场上挺直脊梁的将军——原来有些牺牲，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 军事法庭的记录册里，“通敌”罪证一页空白；蒋介石1935年的日记里，却有一行被墨水晕染的字：“共匪乱，抗日次之”。 七年后，当中国军队重新夺回山海关，有人在残垣断壁里捡到半片褪色的军旗，上面模糊的“吉”字，像一滴凝固在历史里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