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观点认为，二战结束后，中国在处理日本问题上的举措有“以德报怨”的失误，导致日本极右翼政客自认为中国软弱可欺。高市早苗上台后，更是狂妄地抛出涉台海错误言论，将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但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以德报怨”这个层面。当时的中国是在受到多重现实因素制约下做出的复杂决策，其核心是战略权衡而非道德妥协。 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近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1000亿美元，作为战胜国，争取赔偿是合理诉求。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中国曾力争获得日本赔偿总额的30%，按当时币值，足以用于战后重建。但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将中国排除在外，国民党当局又在1952年与日本私签“日华条约”，直接放弃赔偿。这一结果更多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产物，而非中国主动“以德报怨”。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争夺政治主导权。蒋介石为借助日军力量限制中共扩张，对投降日军采取宽大政策。美国为根除日本在华影响，推动快速遣返在华日俘与日侨。国民党原计划征用日本战俘加速战后复兴，遭到美国反对，最终被迫妥协。 新中国成立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周恩来总理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一决策并非软弱，而是基于战略远见：通过宽容换取和平，避免日本永世背负枷锁，同时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 但反思历史，当初未能与日本彻底清算，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历史的教训也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西班牙专家指出，中国当年未对日本进行彻底的历史清算，导致部分日本政客误以为历史可以随意涂抹，甚至在东海、台海问题上频繁试探。这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罪行、实现民族新生的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 彻底清算战争罪行不仅是复仇，更是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必要手段。中国在二战后的处理方式，更多是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而非单纯的道德选择。如今，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中国更需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历史正义。该清算的迟早是要清算，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苗头，露头就打，绝不手软。同时通过战略智慧化解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