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郭沫若带人挖掘定陵，可不久后，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自杀身亡，参与挖掘的专家也都相继离奇死亡，这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这肯定是报应来了。但真相，远比诅咒更让人心寒。 郭沫若的妻子于立群和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确实都自杀了，但时间是在十年后，他们是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才走上绝路的。 而最早提议挖坟的明史专家吴晗，也在那场浩劫里，于狱中自尽。把这些悲剧和十几年前的考古活动强行捆绑，说成是“诅咒”，其实是把一段沉痛的历史给简单化、神秘化了。 这事儿得从1967年说起。那年春天，他的二儿子郭民英走了绝路，年仅24岁。郭民英从小就爱音乐，1964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把家里的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跟同学一起听古典音乐，没想到这事儿被上纲上线，批成“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 一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被骂得抬不起头，只能退学去当兵。可部队的环境也没能让他缓过来，长期的压抑让他患上了类似抑郁症的毛病，1967年4月，没留下一句遗言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刚熬过丧子之痛，更沉重的打击又来了。1968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被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关押了。 郭世英几年前在北大读书时，和同学搞过诗社，讨论文学和一些社会问题，这成了被批斗的由头。那天晚上，郭沫若本来要和周恩来总理一起出席活动，妻子于立群拉着他反复叮嘱：“一定要跟总理说世英被抓的事！” 可当时全国乱成一团，总理早已焦头烂额，郭沫若掂量再三，终究没敢开口。深夜回家时，看到全家焦急等待的眼神，于立群情绪崩溃，哭着质问他为什么不求助。三天后，学校传来消息：“郭世英自绝。”26岁的他从楼上摔下，双手还被麻绳捆着，身上全是伤痕。 那段时间，郭沫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毛笔一笔一划抄录儿子的日记，整整抄了八册，宣纸堆在桌上，墨痕里全是白发人的悲痛。于立群更是垮了，两个儿子的相继离世，成了她心里永远的窟窿。 可谁也没想到，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78年6月，郭沫若去世，于立群在整理他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沓泛黄的书信——那是郭沫若和自己的亲姐姐于立忱的通信。 直到这时，于立群才知道藏了四十年的秘密：1934年，姐姐于立忱赴日治病时和郭沫若相识，当时郭沫若已有日本妻子，却仍和于立忱来往密切，两人书信里全是情话。 1936年于立忱怀了孕，郭沫若却让她打掉孩子，还没承担任何责任。回国后的于立忱精神崩溃，1937年自缢身亡，死前只在照片背后写了句“愿君安好，此生别矣”。 四十年相伴的丈夫，竟是害死亲姐姐的间接凶手；自己嫁的人，当年娶她或许只是想“转移对姐姐的爱”。姐姐的冤屈、儿子的惨死、丈夫的隐瞒，所有痛苦拧成一股绳，压垮了这个63岁的老人。1979年2月，于立群在故居自缢，和姐姐走了同样的路。 而关于“参与定陵挖掘的专家接连离奇死亡”的说法，更像是借悲剧发酵的谣言。最有说服力的是核心负责人夏鼐——这位考古界泰斗全程主持定陵挖掘，之后还牵头搞了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等重大发掘，1985年才安详离世，享年81岁，根本不存在“离奇死亡”。 谣言的源头，其实是定陵挖掘后一些混乱中的意外。比如帝后棺木曾暴露在仓棚里，被村民搬去做家具，有个小孩误闯用棺木拼的柜子缺氧死了，还有几个年迈的技术员病逝。 这些事在特殊年代被添油加醋，说成“万历显灵报复”。可公安调查得很清楚：小孩是意外窒息，技术员去世是因为肝癌、心梗等常见病，都有病历可查。 把这些事串起来看就明白：郭沫若家人的悲剧，全是特殊年代的创伤和家庭隐秘的叠加——儿子们死于时代动荡的迫害，妻子死于亲人背叛的绝望，和1956年的定陵挖掘没有半分时间和逻辑上的关联。而专家“离奇死亡”的谣言，不过是把意外和正常病逝，硬套上“皇陵诅咒”的帽子，再借着郭家的悲剧四处传播。 比起这些虚无的谣言，更该记住的是真实的痛苦：郭世英死前被捆绑的伤痕，郭沫若抄录日记时颤抖的手，于立群发现书信时的心碎。这些不是“报应”，是一个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破碎；那些被造谣“离奇死亡”的专家，有的默默守护文物一辈子，他们的付出不该被谣言玷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