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徐霞客在云南病倒，双足俱废，眼看就要活不成了。丽江土司木增却下达一道密令：倾尽全府之力，送先生回江阴。 彼时的徐霞客，正蜷缩在滇西驿馆的硬板床上。常年踏遍山河的布鞋早已被脓血浸成深褐色，溃烂的脚趾黏着布条，稍一挪动就疼得额头冒汗——随行仆人说，连当地最老的郎中都摇着头走了，只留下一句“三月之限”。 三千里归途，在明末的乱世里堪比天堑。北边李自成的起义军已席卷中原，西南山道瘴气弥漫，盗匪比驿站的驿卒还常见。一个游方文人，与丽江非亲非故，值得土司如此大动干戈？ 木增的书房里，青铜灯盏的光映着他攥紧的拳头。幕僚们的劝阻还在耳边：“数万两白银、数百兵丁，若有差池，恐动摇民心。”他却突然拍案，案上的茶盏震出细响：“徐先生笔下的玉龙雪山、金沙江，是丽江第一次被中原看见的样子——这不是文人游记，是咱滇西北的活历史。” 这位土司早不是第一次“冲动”了。徐霞客初到丽江时，木增曾陪着他在玉龙山脚坐了整夜，听他讲长江源头的考察，讲石灰岩溶洞的奇特构造。当徐霞客拿出手绘的《江源考》草图，木增摸着图上蜿蜒的线条，突然说：“先生若有万一，这些东西就成了断简残篇。” 质疑声并未停歇。有人暗传木增是想借徐霞客的名气抬高丽江，毕竟这位土司向来爱结交中原名士。可谁也没提，那些年木增偷偷派人把徐霞客的游记抄本送往江南——他怕先生的心血在乱世中散佚，更怕丽江的故事无人知晓。 护送的队伍出发那天，木增亲自挑了二十个精壮护卫，每人配一把弯刀、两匹滇马，还让医官把最好的金疮药和防瘴药丸塞进药箱。他蹲下身，帮徐霞客理了理盖在腿上的毡毯：“先生路上若还能写，就多写写咱丽江的东巴文——以后中原人读了，就知道咱不是‘蛮夷’。” 徐霞客那时已说不出话，只颤抖着把木增递来的麝香揣进怀里——这是滇地最珍贵的药材，能止痛，也能安神。后来的五个月里，这支队伍成了乱世中的孤舟：在澜沧江边砍树造筏，浪头打湿了徐霞客的书稿，护卫就脱下外衣裹住；翻越碧罗雪山时，竹轿在崖边打滑，轿夫死死拽着藤条，徐霞客却在轿里喃喃：“此处海拔，当记……” 最险的一次是在楚雄地界，遇到溃散的乱兵，护卫们拔刀对峙，徐霞客躺在轿中，借着月光写：“木公之信，重于泰山——若我身死，这些字便是丽江赠给天下的礼物。” 抵达江阴时，徐霞客的腿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攥着厚厚一叠书稿。他对儿子说：“把丽江那部分单独抄出来，寄给木土司——告诉他，他要的‘丽江故事’，我写完了。” 后来有人问木增，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值得吗？他指着书房里挂着的徐霞客手书“万里知己”四个字，笑了：“先生让丽江被记住，我让先生把记住的东西留下来——这世上，总有些事比金银重要。” 如今翻开《徐霞客游记》，丽江部分的字迹格外工整，仿佛能看见那个病榻上的老者，忍着剧痛写下每一个字；也能看见那个边陲土司，在乱世里守住了一份跨越山河的文化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