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的时候，确实日本对于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管理，技术，投资，教育，方方面面，那时候觉得日本变了，不是历史上的日本了。 1979 年，那时候的中国，真叫一个 “手头紧、家底薄”。山西的煤矿堆成山，却运不出太行山；上海的工厂想开工，机器转两下就卡壳； 老百姓买块肥皂都要凭票，更别说家里能摆上一台电视机。改革开放的大门刚打开，我们看着门外的世界眼馋，可没技术、没资金，连迈出去的脚都没地方落。 就在这节骨眼上，日本伸来了手。大平正芳承诺的日元贷款，利率低到几乎等于 “白借”，还款期给了 30 年，前 10 年还不用还本。这笔钱没乱花，全砸在了最该砸的地方 — 秦皇岛港的工地上，日本工程师带着中国工人安装巨型吊臂，原来一天卸 500 吨煤的码头，后来能装下整列火车的货； 兖州到日照的铁路线，换上了日本产的耐磨铁轨，山西的 “乌金” 顺着这条线直奔港口，一船船运到国外，换回来的外汇全投进了钢铁厂、汽车厂。 最让人佩服的是，日本给的不只是钱，更是 “怎么把事做好” 的真本事。1987 年，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投产，这是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日本师傅手把手教中国工人拧螺丝，连拧几圈都有标准；车间里的废料箱要分类，连一张废纸都不能乱扔。 这种 “抠细节” 的劲头，让中国工人开了眼。投产第一年，工厂就赚了 8000 万元，消息一传开，青岛海尔、珠海格力都跑去 “取经”，后来咱们的家电能卖遍全球，这股子 “精益劲儿”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教育上。大平正芳特别看重人才培养，专门掏钱在北京语言大学办了 “大平班”，请日本最好的教授来讲课。第一批学生里，有后来当上市长的，有成为翻译官的，还有人一辈子做中日文化交流。 更早的时候，日本创价大学就敢收中国留学生，创始人池田大作怕学生在日本受委屈，亲自当 “担保人”。 这种帮助从来不是单向的。日本帮我们建医院，我们就用广阔的市场回报他们。上世纪 90 年代，丰田、本田把工厂建到中国，靠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需求，迅速摆脱了经济低迷。 山东有家叫章鼓的工厂，跟日本大晃合作后，不仅学会了造鼓风机，还研发出更先进的型号，反过来把产品卖到了日本。现在日本市场上，每三台罗茨鼓风机里，就有一台是 “中国造”。 还有敦煌莫高窟的故事。上世纪 80 年代，壁画开始风化，日本专家带着防紫外线技术赶来，用特殊材料给壁画 “穿” 上保护衣。他们说：“这些文物是全人类的，我们不能看着它们消失。” 而中国的考古队，也帮日本修复过奈良的古寺，两国工匠拿着各自的工具，在千年古迹前成了朋友。 如今再看那段日子，最珍贵的不是钱和技术，是彼此的信任。日本知道中国要的不是 “施舍”，而是 “站起来” 的方法；中国也明白，别人帮一把，更要自己蹬一脚。那些年的吊臂、机床、课本，还有工地上的笑脸、课堂里的讨论，都成了中日友好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