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一生一世，都待你好，请放心。我许仙永远不会二志……”（《青蛇》）这是李

他说：“我一生一世，都待你好，请放心。我许仙永远不会二志……”（《青蛇》）这是李碧华《青蛇》中许仙对白蛇的誓言。那么话说回来，对天发誓，真的有用吗？对于古人来说，对天发誓不但具备法律意义、社会意义，甚至还有“实质意义”。现在“如有违反，天打雷劈”的玩笑，在古人视野中，具备着真实的威慑力。对天发誓在法律中的应用“天意”与“法律”，在现代社会代表着超现实与现实的两个层面，似乎各据一方、互不干涉，古代则不然。上古有皋陶用神兽獬豸断案的传说，后世承担法官职责的县官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在古代，天意或者神意与法律从来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微妙地耦合在一起。而语言正是人类沟通上天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语言与文字在古代先民眼中都具备着神圣性，语言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信仰。故而，发誓便作为天人沟通的桥梁，在法律活动中具备着特有的正当性。一般来说，“对天发誓”在古代司法中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作为证据，以誓言推动审判进度；二是作为保障，确保判决结果的执行。发誓在中国古代官方司法程序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一环，对天发誓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适用古已有之，并在历史发展中持续产生着影响。在案件审判中发誓，来源于上古时期的“盟誓”。《周礼》中即有记载：“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郑玄注云：“不信则不敢听此盟诅，所以省狱讼。”也就是说，在涉及诉讼案件的时候，先让当事人进行盟誓，对上天、神灵起誓，此举能够让不诚信、不占理的人心生怯意，达到减省诉讼的目的。中国古代有多神崇拜的传统，在山川河流、土地禾木皆有神位的前提下，具体案件的发誓往往有着特定的神灵作为誓言对象。如兄弟不和誓于宗庙、土地纷争誓于社庙等等，这种“一对一”式对症下药的发誓，使得在古人心中誓言的效力更强。 「提供断案证据」在科技水平、查案技术相对低下的时期，对天发誓能够利用人们对天、神的畏惧心理，使疑案、难案的真相水落石出。古代没有监控、GPS等办案工具，也没有鲁米诺反应（血迹显色反应）等科技支撑，法官断案基本依据经验智慧，以及当事人、证人的言辞神色，办案难度与当今不可同日而语。故而，古人也在断案上煞费苦心，秦简中甚至有根据五行术数，以天干地支推测证人长相与潜逃地的记载：“子，鼠也。盗者兑（鋭）口，希（稀）須（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於垣内中糞蔡下。”（《睡虎地秦简》）大概是说，子时发生的盗窃案，窃贼有鼠的特性，嘴巴尖锐细长，面部少须发、有黑痣，手指灵活，耳部有缺，藏身于缝隙阴暗之地。这当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推算之言，但也足以看出秦人试图以各种方式侦破案件的努力。而当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书证物证，当事人又无法给出可靠的口供时，誓言不仅仅是推动案件进展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更是司法审判的最后手段。基于察言观色所得到的推论、基于严刑拷打所得到的口供都有不真实的可能，但在天道的威慑下做出的誓言，却有着很强的信服力。唐代敦煌文书中就有许多以誓言审理案件或保障执行的案例记载。在田产争夺案件中，如果双方都拿不出契约凭证，法官就会采用发誓的方式进行断案。令当事人在社庙前发誓：“若侵占他人田产，则使神灵降罪，子孙永无田产。”天的存在，是以超现实力量对现实司法案件的强力介入。对天发誓利用天、神的威严与震慑，以一种“规则外的规则”迫使当事人吐露实情，为办案提供了极大便利。 「保障判决执行」在立法技术尚不成熟的时期，法律不但难以规范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的强制力也并不强。在民众法律意识较低的社会环境下，司法判决时常面临执行力不高的窘境。而神灵权威就可以对法律尚未涉及的领域进行补全，规范人的行为，即“托鬼神以伸诫之”：“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淮南子》在基层民众普遍缺乏法律意识的前提下，借助鬼神、天道的威严达到教化效果，未尝不是一种切合社会状况的有效手段。西周时期的霸姬盘与霸姬盉就有相关记录。铭文记载霸姬因"气"未按约定移交仆役，向王室重臣穆公提起诉讼，要求“气”转交奴仆。在判决作出后，“气”起誓遵守判决，如有违反则接受罚金、鞭刑、流放等惩罚。誓言与刑罚，共同成为保障这一时期判决执行的有力手段，超现实力量与现实司法权威殊途同归，呈现出十分耐人寻味的合作现象，而这也与古代中国“为我所用”的天道、神灵观不谋而合。无独有偶，唐代敦煌文书中记载的王贵公、窦廓庸争田案，在地方长官结合证人证言与文书记录做出判决后，也有让当事人发誓确认的环节。可见，天道的约束力能够保障司法裁判的执行，而这一点在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应用得尤为广泛。虽然法典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具体的案件判决中，以起誓来作为司法证据与执行保证的情况屡见不鲜。中国古代领土广阔、事务繁杂，尤其是在处理频发的民事案件时，对天发誓依托于普遍的社会性共识，往往成为处理细故纠纷的便捷手段。对天发誓为什么会如此有效？那么，对天发誓为什么能卓有成效？从根源上来说，因为面对的誓言主体是“天”。具体而言，要从中国古代的天道观念与司法溯源两个维度展开探寻。《诗经·大雅·大明》云：“天监在下，有命既集。”“人在做，天在看”并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俗语，在古人视野中，天对于人间，有着真实的监督作用。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曾说：“对原始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因此，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事件，被古人与天意相挂钩。神判的出现也是如此。《墨子·明鬼》曾记载王里国与中里徼争讼，齐庄君在齐国神社前宣读二人供词，以羊的反应来判断何者有罪，这便是神判的典型例子。古代司法经历了神判到人判的发展过程，对天发誓也是神明裁判的一种遗留与逻辑内化。也就是说，在古人认知中，面对天道发誓，是处于神灵监管之下的，若有违反，神灵会降下灾祸。基于普遍信仰基础上的誓言，因为这份社会共识具备了强大的内在强制力。这种“对天撒谎”、因果报应的巨大心理压力，甚至会超过开脱罪行的渴望。故而，在《白蛇传》的故事中，许仙在变心之后再发誓，就变得难以开口：“相公起个誓。”“起誓？”他脸色一变。“对我姊姊矢志不渝。”“我的誓——在心中！”许仙一瞄素贞，“不必起在神前。”（《青蛇》）如果说对天道神灵的信仰是誓言的“内部强制力”，那么违反誓言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便构成了对天发誓的“外部强制力”。在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主导下，古代中国人口流动性不强，熟人社会是生存常态。对天发誓往往在公堂之上进行，违背誓言的行为则会遭到众人的唾弃。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也使得对天发誓的效力得到了社会层面的保障。对天发誓的消逝对天发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于天道的神圣性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共识，具备与实证主义不同的一套逻辑体系。虽然对天发誓在司法审判中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誓言也一度作为合法证据出现，但其终究难以经受实践的检验。归根到底，誓言只是在司法制度、审判技术尚不完善的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替代措施。随着司法制度的完善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天道惩罚的震慑犹存，对天发誓在司法中的效力却先一步消弭了，其合法性与权威性经历了从鼎盛到衰亡的过程。这是感性和理性在特殊时期交汇后必然的分离。唐代以后的裁判文书记载中，誓言的影子便逐渐淡去，这与司法制度的完善、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儒家理性主义是分不开的。宋代理学兴盛，法医学进一步发展，《棠阴比事》《洗冤集录》等书的出版、流传，进一步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持。同时，鬼神的信仰也在逐渐崩塌，张载甚至说“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鬼神只是阴阳二气的变动，以自然现象解构神秘现象，天道鬼神的权威性逐渐解离。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进一步松动，人口流动性增强，熟人社会的舆论影响力减弱，违反誓言的隐性成本减轻了。因此，曾经在司法审判中大放异彩的对天发誓，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天道远，人道迩”，对天发誓在司法裁判中的淡化，事实上是古人对于民生关怀的一步步提升。当鬼神之说在民众生活之中退隐，生活中的民众才会被真正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