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耻的是，乌克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逃出乌克兰的那一千多万富有乌克兰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这事儿说来确实让人心里不是滋味。俄乌冲突打到今天，战场上的牺牲与坚韧大家有目共睹，但背后还有另一场看不见的“撤离”，悄悄改变着整个国家的根基。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恐怕就是冲突爆发后那一千多万相对富裕的乌克兰人，用各种方式迅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人，更是这个国家急需的资金、技术和未来。 其实风暴来临前，早有征兆。2021年底到2022年初那两个月，也就是冲突正式爆发前的最后平静期，乌克兰一些私人银行的VIP客户服务异常繁忙。不是普通的理财咨询，而是大规模、高效率的资产跨境转移操作。 这些客户通过早已搭建好的离岸架构和金融通道，将大量资金有序转移到西欧、北美等地的安全账户中。银行内部有合规人员后来私下透露，那段时间涉及的资金流异常庞大，但一切手续“合法合规”，显然提前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的规划和布局。 当时基辅街头的咖啡馆里，偶尔能听到商界人士压低声音讨论“海外配置”，但普通民众对此一无所知，依然过着日常的生活。 等到了2022年2月24日，炮火声终于响起。就在许多普通乌克兰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开始纠结是留守家园还是前往西部避难时，另一群人已经几乎“无缝衔接”地开始了行动。上千名富裕阶层的企业主、商人及其家庭，并没有涌向拥挤的火车站或检查站。 他们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欧盟国家居留许可、甚至是护照，驾驶着性能良好的汽车，车里备有现金、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沿着事先摸清的、相对通畅的边境通道，迅速驶出了国境。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仓皇逃难，更像是一次计划已久的“搬迁”。 绿色通道不是凭空出现的，其中不少得益于早年通过投资移民或商业合作获取的身份便利，以及长期经营的跨国人脉网络。当普通民众还在为如何离开交战区而挣扎时，这些人的车队已经平静地驶入了波兰、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的边境小镇。 这场精英阶层的大规模撤离，对乌克兰经济的冲击是直接而致命的。乌克兰国家银行后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冲突爆发后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个月里，外流的资本中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是由这批离开的富人和他们所控制的企业实体所转移的。 据估算，这笔资本流出的总额，竟然超过了乌克兰战前国家外汇储备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在国家最需要资源来支撑货币、采购必需品、维持经济循环的时候，最大的一块“血液”却被提前抽走了。国家财政的窟窿，最终只能由留下的民众和国际援助来艰难填补。 资本外逃的后果，很快在实体经济层面显现出来。以顿涅茨克地区的亚速钢铁厂和第聂伯罗市的机械制造厂为例，这些都是曾经承载着地区经济与就业的巨擘。冲突升级后，这些企业的拥有者和管理层核心团队，很多并未选择坚守或转移至乌克兰后方。 相反，他们利用早已铺好的后路，携带着关键的资金、技术资料乃至核心工程师团队，整体迁往了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国家。工厂不是被炮火直接摧毁，而是因为“大脑”和“血液”的瞬间抽离，陷入了停滞和瘫痪。 厂区安静下来，生产线彻底冷却，数以千计工人的生计随之悬空。这些企业在海外得以重组或利用原有资本开始新的投资，而它们在乌克兰的躯壳，却成了战后重建名单上又一个沉重的负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出走的富裕人群，在抵达西欧后，往往能凭借其携带的资本和“战争受害者”或“投资移民”的身份，获得相当优厚的安置条件。 例如在德国，针对有一定资本的乌克兰企业家，就有提供为期三年的创业贷款支持计划，并附带有税务减免优惠。这原本是基于人道和经济的鼓励政策，旨在帮助流离失所者重建生活。 然而，当这些企业家利用从乌克兰转移出来的原始资本，在德国享受着安全的环境和政策的扶持，开始新事业的时候，乌克兰国内的士兵可能还在为缺乏足够的装甲板、无人机和医疗包而发愁；数百万留在国内的平民，则要面对持续的电力短缺、物价飞涨和基本人道物资的紧张。 这种强烈的对比，构成了冲突背后一道深刻而残酷的裂痕。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生存和安全的权利，富裕阶层也不例外。他们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或许无可指摘，甚至是“理性”的避险选择。 但是，当这种“理性”建立在对国家资源提前、大规模抽离的基础上，其带来的后果就远远超出了个人选择的范畴。 它掏空了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的经济韧性，动摇了社会团结的根基，也让那些选择留下、无论是战斗还是坚守的普通人，承受了更加不成比例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