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38年12月25日，江西南昌洪都三人身穿军装在南昌会战前夕来到照相馆合影。当年，南昌的照相馆专门服务于这样的家庭。战争年代，一家人的合影既珍贵又特殊，尤其是这样的军人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当时被或称为家庭军队化。一家人都是军人。抗战中，这样的家庭并不罕见。照片里的三人站得笔直，中间的中年男子是父亲陈守义，左边挽着他胳膊的是妻子周桂兰，右边并肩而立的是刚满18岁的儿子陈建国。陈守义的军装袖口磨出了毛边，胸前的军衔徽章却擦得发亮，他参加过淞沪会战，左胳膊上还留着日军刺刀划下的疤痕——那是掩护战友撤退时留下的印记。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周桂兰的军装是自己改的！当时国军压根没批量生产女性军装，她原本是南昌城里的小学老师，淞沪会战结束后陈守义带着残部撤到南昌休整，她亲眼见丈夫胳膊上的伤疤，听着战友们讲前线的惨状，当即就辞了工作报名参加妇女战地服务团。没合适的军装，她就把陈守义淘汰的旧军装剪短腰身、收窄袖口，裤脚卷了三层才勉强合腿，照片里看着笔挺，其实内衬都缝了好几块补丁。她不扛枪，却比很多男兵更懂战场的凶险——每天背着三十斤重的药箱跑阵地，给伤员包扎时手指被弹片划破是常事，久而久之指腹磨出的老茧比陈守义还硬。谁能想到，这个挽着丈夫胳膊笑得温柔的女人，已经在通讯班练出了三分钟接好战地电话的本事，就算炮弹在旁边炸响，报坐标时都不带打颤的。 陈建国刚满18岁，军装领口的风纪扣还没扣习惯，总忍不住用手指去拨。他不是自愿参军的，是陈守义硬拉着去的征兵点。那天南昌飘着冷雨，陈守义指着城墙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标语，只说了一句话：“我在淞沪丢了三百多个弟兄，现在日军快打到家门口了，你不扛枪，谁来护着南昌的百姓？” 他的军装配饰都不全，没有领章，腰带还是周桂兰用家里的布条编的，可站在父母身边时，腰杆挺得比谁都直。新兵训练才半个月，他就跟着部队去修防御工事，双手被铁锹磨出泡，晚上偷偷哭完，第二天照样天不亮就上工——他知道父亲的伤疤是怎么来的，也见过母亲给伤员处理伤口时掉眼泪，这家人的爱国从来不是挂在嘴边，是刻在骨子里的。 要知道，1938年的南昌早就不是后方了。日军在当年10月占领武汉后，立刻调集第6师团、第101师团逼近九江，南昌成了第9战区抵御日军南下的第一道防线。陈守义所在的第79军，正是从淞沪会战撤退后补充兵力的部队，老兵大多带着伤病，新兵像陈建国这样的年轻人占了一半。军装袖口磨出毛边，不是不爱惜，是当时国军后勤补给严重短缺，一套军装要穿到不能缝补才会换，陈守义把军衔徽章擦得发亮，是因为那是军人的尊严——就算装备不如人，气势上不能输。可尊严填不饱肚子，补不了弹药，当时南昌城里的百姓都在给军队送粮食、缝鞋袜，周桂兰每次回家，都会把分到的糙米省一半带给儿子，自己就着咸菜喝稀粥。 这张合影拍得格外快，摄影师按下快门时，远处已经传来了防空警报。陈守义没笑，眼神盯着镜头像是盯着敌人，周桂兰悄悄攥着丈夫的胳膊，指节都泛白，陈建国学着父亲的样子抿着嘴，可嘴角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他们都知道，这张照片可能就是最后一张——三个月后的南昌会战，打得异常惨烈，日军动用了毒气弹，国军将士在阵地前浴血奋战，伤亡超过五万人。陈守义在坚守吴城阵地时被炮弹炸伤了腿，周桂兰在抢救伤员时被流弹击中了肩膀，陈建国跟着部队撤退时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三人才在南昌城外的破庙里重逢。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军装的补丁、磨毛的袖口、发亮的徽章，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当年的不易。“家庭军队化”听着悲壮，其实都是普通百姓的无奈——如果不是日军铁蹄践踏家园，谁愿意让一家人都上战场？陈守义们没有先进的装备，没有充足的后勤，凭着一腔热血保卫国家，他们的伤疤是荣誉，也是民族的伤痛。当时百姓的苦难，从周桂兰缝了又缝的军装、陈建国没配齐的装备就能深切感受到，可就算如此，没有一个人退缩。这样的家庭，在抗战中还有千千万万，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更是保家卫国的勇士，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守，才撑起了中国抗战的脊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