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在荷兰鹿特丹，一位96岁高龄的华人老者在寓所藤椅上沉沉睡去，再

1995年11月，在荷兰鹿特丹，一位96岁高龄的华人老者在寓所藤椅上沉沉睡去，再也没能醒来，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老人都保持着一个奇怪的习惯：长时间面朝东方发呆，嘴里总是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一句话：“他们早就不需要我了。” 老人叫陈嘉庚的侄子陈共存，虽不如叔父陈嘉庚那般在史册上声名赫赫，却在抗战岁月里用自己的方式，把一条条物资线从南洋拉到国内战场。陈共存出生在新加坡华侨家庭，少年时随家人往返于闽南与南洋之间，耳濡目染的是祖父一辈为家乡办学、赈灾四处奔走的身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刚满二十岁，便放弃学业进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任职，开始接触战时筹款与物资运输事务。那时的南洋，日军封锁海路，航运险象环生，他把名字改成“陈守诚”，意思是守住诚信、守住承诺，跟着叔父的足迹往国内送药、送纱布、送通讯器材。 鹿特丹是他晚年定居的地方。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因参与侨胞联络工作来到欧洲，后来便在当地落地生根。寓所的藤椅，是他几十年里每天坐的地方，窗外能看到远处教堂尖顶，可他的目光总固执地朝向东方——那是中国的方向。 熟识他的人说，他并不是思念故土的风光，而是在等一个消息，或者说，在确认一件事：当年那些与他并肩运物资、躲轰炸、在海上漂几十天不见陆地的伙伴，是否还记得他做的那些事。 “他们早就不需要我了”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抗战胜利后，陈共存回到南洋，发现曾经活跃的侨胞支援网络逐渐松散，新的政治格局让许多战时合作关系淡去。建国初期，他数次尝试回国参与建设，却因身份与时代背景的限制，没能得到明确的邀请。 那段时间，他寄过信，托人带过话，收到的回复多是礼节性的问候，没有实质的召唤。他心里明白，国家的重心转向了工业建设与内部整合，对外联络的需求变了，像他这样靠私人渠道奔波运送物资的侨胞，角色自然被新的体系取代。 长时间面朝东方发呆，其实是一种自我拷问。他想起1940年那次惊险的航行——他和几位侨胞包下一条荷兰货轮，把一批抗生素藏在椰子堆里，绕道印度洋避开日军巡逻舰，途中遇到风暴，船舱进水，他和船员用桶往外舀水，三天三夜没合眼。 货轮靠岸时，药品完好无损，他却在医院躺了一周。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和祖国的血脉是连着的，只要祖国需要，他能一次次把命押上去。可到了晚年，他察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在淡去，不是他不再愿意出力，是时代往前走，很多事已不再经由他的手。 这种落差是具体的。他保存着一叠泛黄的单据，上面记着某次运抵重庆的药品数量、接收单位签名，还有战时侨胞捐款的分配明细。每一笔他都核对过，因为他觉得这是他与祖国的契约。可随着岁月推移，这些单据在现实中再没派上用场，国内的相关机构早已建立更完善的档案体系，他的记录成了私人珍藏。他不是抱怨被遗忘，而是感慨自己与那段火热岁月的连接，渐渐成了单向的回忆。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主动回去看看，他只是摇头。不是不想，是不知以什么身份回去。他既不是战功授勋的将领，也不是在建国大业中掌权的干部，只是一个在物资线上跑了多年的侨胞。身份模糊，让他在祖国的新叙事里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可在鹿特丹的侨社，他依然是受人敬重的长辈，年轻人办活动常请他讲抗战时的海运故事，他讲得很细，连哪艘船的船长爱喝咖啡、哪段航线夜里会有磷光都能说出来。只是讲到最后，他总会补一句，“现在你们不用这样跑了，真好。” 晚年的他身体渐弱，听力不好，视力也差，可面朝东方的习惯没改。邻居偶尔看见他坐在藤椅上，嘴唇微动，像在低声重复那句话。有人猜测，他念叨的“他们”是指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也有人觉得，他指的是祖国——那个在烽火中和他相互依靠的祖国，如今已走上另一条路，不再需要他这样的“老运输员”。这里面有因果：他曾因被需要而活得笃定，后来因不再被需要而陷入静默的失落，不是他不被认可，是时代任务转换让他的角色退到了幕后。 陈共存的去世，在鹿特丹侨界是小范围的追思，在国内几乎没激起新闻涟漪。他的事迹只在少数研究华侨抗战史的文献里留了名。可他的习惯与那句低语，却像一面镜子，映出一代侨胞的心路——他们在国家危难时倾尽所有，把希望绑在船上漂向东方；在国家安定后，默默退回生活的角落，不问回报。那份不求被需要的情怀，比任何豪言都厚重。 我们回望他的一生，会发现“被需要”从来不是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尺。他做的事已成历史的一部分，他的等待与沉默，也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注脚。面朝东方的凝视，不是地理的方向，是对一种身份的守望，对国家与个体关系的深沉体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