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看上一幅只有84个字的字帖，卖家张口出价20万大洋。可他钱还没凑齐，对方却突然主动降价：“4万就行，尽快付款。”如今这幅字帖估值8.8亿。 这一开口，在当年足够买好几处大宅子。 《平复帖》长不足一尺，九行草书，八十来个字，看着像张普通信笺，他偏就认死理。 更早些，在湖北赈灾书画展上，他已经盯上这卷帖。 展厅吵吵嚷嚷，山水花鸟一墙，那卷小纸卷首是唐人题签，旁边宋徽宗瘦金小字，纸面上“宣和”“政和”等印章挤在一块，宫里旧物的味道一下冒出来。真正的主人是末代王孙溥心畬。 张伯驹托古董商去问价，对面抛出20万，他知道自己够不上，只能把火压回心里。 闷气没散。 溥心畬家的唐人韩幹《照夜白图》被日本人买走，又转给英国古董商，那幅画就这样飘出国门。 上海“文献展”上，他再托张大千出面，愿出6万大洋，溥心畬还是那句20万。 1937年腊月，局面才松口。溥心畬母亲去世，治丧急着用钱，傅增湘在中间传话。张伯驹说可以借1万，帖作抵押。溥心畬只回了一句：不用抵押，4万成交。 三折腾，《平复帖》总算到了张家。 帖到手，他把书房叫成“平复堂”。 早年他从军、在督军公署任职，又在盐业银行管账，后来给学校、故宫办事，对银元的斤两心里门儿清。 越是懂钱，越知道这桩买卖多“不合算”，可一遇上这些纸卷，算盘就由着他自己糊下去。 战火压到头顶，《平复帖》成了心尖上的负担。 日本人盯着故宫文物，也盯民间重器。张伯驹带着家人往南逃，把字帖缝进衣被，白天披在身上，晚上垫在枕下，等于把命和帖绑在一起。到上海，他因为“藏品多”被人绑走，勒索目标就是这些国宝。 八个月里，谁问文物去向，他就咬牙死撑。 潘素在外面东借西凑，凑出20根金条，把人赎回来。《平复帖》守住了，另一头还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这画题签是宋徽宗写的，自宣和往下流传明白，后来落在北京古董商马霁川手里，对方开口800两黄金。 张伯驹清楚，这样的东西该进故宫，不该飘出去。 他去找故宫留守院长马衡，直说博物院应该买。 马衡摊手，说经费紧张。 他只好自己上门，跟马霁川讲画史，又丢下一句“这卷不能出境”。马霁川嘴上不应，心里有顾虑，朋友马宝山去撮合，价磨到200两黄金。 问题还是钱，1945年前后，他前些年收宋元巨迹，家底早空，拿不出这笔黄金。只好把弓弦胡同那处占地13亩、当年从李莲英手里买的大宅子卖掉，凑出220两。交易时马霁川嫌黄金成色，又加20两，尾款分期拖着。账一直没补齐，画倒是留在了张家。 1952年，他把《游春图》按原价让给故宫，画归公，钱归空。 五代南唐董源《潇湘图》、元代方从义《武夷山放棹图》，也被他护到故宫。还有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都在他多走几步之下，没走出国门。 他操心的不止两三件名作，唐杜牧《张好好诗》，花了五千多大洋购回，是杜牧唯一墨迹；宋范仲淹《道服赞》，掏出一百一十多两黄金买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宋范仲淹、北宋黄庭坚、宋赵佶，一件件都记在《丛碧书画录》里。 到1956年，他和潘素从三十年收藏里挑出8件法书交给国家：西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等。 国家文物局接收后调拨故宫，国家给夫妻俩发了“褒奖状”。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则通过“让与国家”、国家收购进了故宫。 1958年，唐李白《上阳台帖》由他转献毛主席，再由中央办公室调给故宫，毛主席托中办回信致谢，寄上一万元人民币。 后来故宫又买入他旧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 算起来，故宫现有他旧藏书画22件。 张伯驹1898年生，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文物相关部门任职。 现在拍卖场上，中国古代书画动辄数千万、上亿元。 有人说，即使几十年过去，故宫书画库里，无论艺术高度还是市场估价，很少有能超过1956年那批捐献之物的。 他当年卖宅卖命收来的那些东西，大多没留给子孙，悄悄躺进恒温库房。 观众站在玻璃前，看那卷《平复帖》，看那卷《游春图》，只记得“估值八点八亿”“国宝中的国宝”这些词。张伯驹在《陆士衡平复帖》一文里写过，没拦住《照夜白图》出国，是一生遗憾；让《平复帖》留在这片土地上，是“吾生之大事”。 话说得不响，却像一颗钉子，把一个人的心思钉在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