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叶亚华在澳门街头要饭无果，无奈在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结果引起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要弄明白这事，得先说说王铭章是谁——1938年春天，台儿庄战役打响前，滕县是挡在日军坂垣师团进攻路线上的第一道屏障，时任川军第22集团军122师师长的王铭章，带着麾下三千多川军子弟守在这里。 川军出川时装备极差，士兵们穿的是单衣，手里拿的是老式步枪，连重机枪都没几挺，粮食弹药更是紧缺到每人每天只有两发子弹、一个窝头。可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王铭章没退一步，他在城墙上喊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带着士兵们用刺刀、砖头甚至拳头和日军拼杀，硬是把滕县守了整整三天。 城破那天，王铭章的指挥所被日军包围，他身中数弹仍撑着身子指挥，最后见突围无望，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这一年他45岁，用性命为台儿庄战役的部署争取了宝贵时间。 消息传出去，举国震动，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毛泽东还亲自发了唁电，说他“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成都城里数万人上街为他送葬，老百姓哭着往灵柩上撒纸钱，都说川军出川，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 可谁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这位抗日名将的遗孀会落到在澳门街头乞讨的地步。叶亚华是王铭章的第二任妻子，王铭章牺牲后，她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四川老家。抗战胜利后，家里的老宅在战乱中被烧，积攒的家产也被溃兵洗劫一空，她只能靠给人缝补衣服、做零活勉强糊口。1949年时局变动，她怕孩子受牵连，带着最小的儿子跟着同乡南下，一路颠沛流离，靠变卖仅剩的首饰换路费，最后辗转到了澳门。等身上的钱花光，首饰也当尽，她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只能抱着孩子蜷缩在街边，每天端着豁了口的瓷碗乞讨。 澳门街头人流不少，可大多是讨生活的普通人，没人会留意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她饿了三天，孩子饿得直哭，实在走投无路了，才在路边捡了块硬纸板，用捡来的炭条歪歪扭扭写下那行字。一开始还是没人看，直到一位挑着菜担的老先生路过，瞥见纸板上的“王铭章”三个字，猛地停下脚步，凑过去仔仔细细看了三遍，突然红着眼眶喊：“你是王师长的家人？滕县牺牲的王铭章师长？” 这一喊引来了周围人的注意，很快围拢了一圈人。有个川籍的商户挤进来，握着叶亚华的手问：“嫂子，你真是王师长的夫人？我当年在重庆听过他的事迹，川军弟兄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叶亚华点点头，话没说出口先哭了，她掏出怀里珍藏的一张王铭章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男人穿着军装，眼神刚毅——这是她带了十几年的东西，再穷再苦都没舍得丢。 消息很快传到了澳门的川军同乡会，会长当天就带着人找到叶亚华，把她和孩子接到同乡会的住处，送来了棉衣和钱粮。澳门的爱国商会也主动找上门，给她捐了一笔钱，还帮她联系了在香港的王铭章旧部。那些老兵听说老长官的家人落难，连夜从香港赶过来，有的拎着米面，有的塞给她存折，红着眼说：“师长当年为国家拼了命，我们不能让他的家人受委屈。” 叶亚华的日子总算安定下来，她在澳门租了间小房子，靠同乡介绍的缝补活计养大了孩子。1965年，内地的民政部门辗转联系到她，邀请她回四川定居，还按照抗日英烈家属的待遇给她安排了住处。她回去那天，成都军区的官兵专门到车站接她，看着熟悉的街道，她摸着王铭章的纪念碑，哭着说：“铭章，你看，国家没忘了你，也没忘了我们娘几个。” 晚年的叶亚华住在成都，当地政府常派人来看望她，她没事就给街坊邻居、给孩子们讲王铭章守滕县的故事，讲那些川军士兵光着脚在雪地里打仗的日子。她总说：“你王叔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做了该做的事——中国人嘛，国难当头，总得有人站出来。”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无数像王铭章一样的军人用血肉筑起长城，而他们的家人，也曾在风雨里扛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叶亚华的一段乞讨经历，藏着抗日英烈身后的悲欢，也让人看见：无论过了多少年，国人对英雄的敬重从来没淡过，这份敬重，是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也是对那些以身许国者最好的告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