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脱险后，在南京下飞机，何应钦第一个上去迎接，蒋介石却冷淡的绕开他走到一位老者面前，深深的鞠了一躬。 何应钦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军靴上的马刺在冬日阳光下闪着冷光。老者身着藏青色长袍，袖口磨出细毛边，正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这个在国民党内被称为“林子超”的福建人，此刻正微弓着背，手里攥着一卷边角发皱的《建国方略》。 三天前，西安城的枪声刚停，南京城里的派系就已剑拔弩张。何应钦在军政部办公室来回踱步，桌上摊着刘峙和顾祝同的电报，两人已率十几个师逼近潼关；而林森则在中央党部会议室拍了桌子，把主战派的议案推到地上，老花镜滑到鼻尖：“打？拿什么打？委员长还在西安！” 这个1868年生人的元老，比蒋介石大19岁，比何应钦大22岁。早年在福建加入兴中会时，蒋介石还在奉化读私塾，何应钦刚学会走路。1911年辛亥革命后，林森当临时参议院议长，审议过《临时约法》；1928年当选国民政府主席，签字用的狼毫笔现在还摆在重庆官邸的笔筒里。 何应钦的底气来自另一条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他，从讨伐军阀的基层军官爬到军政部长，手里攥着全国军队的粮饷和军械。西安事变爆发当天，他就以“救蒋”名义设立临时指挥部，甚至让空军挂上实弹——飞行员后来回忆，机舱里的轰炸地图上，“西安”二字被红笔圈了三重。 为何手握兵权的何应钦会输给无兵无卒的林森？ 宋美龄从美国赶回南京时，先找的不是何应钦，而是林森。她带着宋子文拟的谈判草案，坐在林森那把旧藤椅上，听老者慢悠悠说：“子文的财政方案我看过，和平解决，国库还能撑；真打起来，江浙财团第一个会撤资。”这话后来原封不动传到了西安。 蒋介石在飞机上就收到了戴笠的密报：何应钦已电告汪精卫“速返国主持大计”。这个在日本流亡的前国民党领袖，一旦回国，蒋介石的位置就悬了。而林森被推为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通电全国：“一切以委员长安全为最高原则”，直接断了主战派的舆论根基。 所以南京机场那个鞠躬，弯下去的不仅是腰。蒋介石对着林森花白的头顶，其实是在向主和派递信号——向宋美龄背后的美国关系、宋子文掌握的银行家、孔祥熙控制的税务系统，以及那些喊着“停止内战”的学生和商人。 何应钦没被立刻罢官。蒋介石清楚，这个手握军权的贵州人背后，站着黄埔系半数以上的中高级将领。1937年抗战爆发，何应钦主持后勤，把四川的粮食、云南的兵源源源不断送往前线，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应钦办事尚可，只是权欲过重。” 1943年林森在重庆遇车祸去世，蒋介石亲自扶灵。送葬队伍里，何应钦走在文官队列的末尾，军帽压得很低。没人知道他是否想起1936年那个冬天，自己伸出的手如何在冷风中慢慢收回。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何应钦站在受降席上，接过冈村宁次递来的降书。台下有老兵低声议论：“当年要真炸了西安，哪有今天？”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何应钦作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出席葬礼。灵柩经过时，他行了个标准军礼，动作比年轻时僵硬许多。而林森的墓前，每年清明都会摆上一束白菊，是蒋介石生前定下的规矩——像那个没说出口的“谢”字，在历史里沉默了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