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武汉，硝烟已漫过长江两岸，连空气里都飘着焦糊的尘土。军统湖北站的办公楼里，特务们正各自揣着心思忙活，忽听得走廊里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踏在青砖地上，像擂鼓般敲得人心里发紧。门被猛地推开，国军上将钱大钧黑着脸站在门口，军帽檐下的目光如寒刃般扫过全场，手里的勃朗宁手枪还带着未散尽的枪油味。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径直走向副站长，那副站长刚想堆起笑脸问好，话音还没落地，“砰”的一声巨响震得窗玻璃嗡嗡作响。铅弹带着破空的锐响嵌入胸膛，副站长眼睛瞪得滚圆，身体软软地倒在办公桌上，笔墨溅了一地。钱大钧握着还在冒烟的手枪，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声音像淬了冰：“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站里的特务们吓得浑身僵住，有人手里的文件滑落在地，有人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喘。谁都清楚，这段时间湖北站里的“黑状”已经闹到了离谱的地步——有人为了抢功，捏造同僚通敌的假证据；有人借告状排除异己，把私人恩怨裹进“锄奸”的幌子；更有甚者，为了自保，连无关紧要的琐事都添油加醋往上递，害得好几名干事平白受了处分，人心惶惶。而这位副站长，正是最热衷于挑唆是非的主儿，前几天刚诬告一位负责潜伏的情报员私通日军，害得那人被秘密关押，差点丢了性命。 钱大钧本就因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焦头烂额，得知军统内部还在搞内耗，气得一夜没合眼。他戎马半生，从北伐打到抗战，最见不得的就是同胞相残、临阵脱逃，更何况是这种背后捅刀子的龌龊事。当时的武汉会战正酣，前线将士用鲜血死守阵地，军统作为情报中枢，本该上下一心搜集日军动向，可内部却忙着互相倾轧，这样的局面如何能支撑得起后方的防线？他心里清楚，对付这群见惯了阴谋诡计的特务，温和的说教根本没用，只有用最铁血的手段，才能敲醒那些被私欲冲昏头脑的人。 枪声过后，钱大钧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特务的脸，那些躲闪的、恐惧的、侥幸的眼神，都被他看在眼里。“国难当头，外敌当前，你们手里的枪该对准的是日本人，不是自己人！”他的声音不算洪亮，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往后谁要是再敢以私废公、诬告陷害，不管他职位高低，下场就和他一样！”说着，他用靴尖踢了踢地上的尸体，语气里没有半分怜悯。 那天的湖北站，死寂了整整一个下午。特务们没人敢去收拾尸体，更没人敢私下议论，钱大钧的这一枪，不仅打死了一个挑事的副站长，更打碎了弥漫在军统内部的歪风邪气。自那以后，湖北站的“黑状”果然销声匿迹，特务们个个收敛了私心，把精力都放在了搜集情报、配合前线作战上。有人说钱大钧太过狠辣，但也有人懂他的苦心——乱世之中，对付小人奸佞，有时候铁血手段远比温言软语更能稳住局面。抗战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战争，需要的是上下同心、内外一致，若是连自己人都离心离德，又怎能指望击退穷凶极恶的侵略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