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上海“高考状元”袁钧瑛，公派留美拒不回国，可是她在美国深修40年后，却带着全部的积蓄回到了中国…… 上海某实验室的展示柜里，1989 年《细胞》杂志原件泛着旧光。 旁边的小瓶里装着 necroptosis 抑制剂样本，标签写着 “2005 年研发”—— 这些都是袁钧瑛带回国的 “学术家底”。 从推翻细胞死亡认知到推动临床转化，每一件展品，都对应着她的关键贡献，也藏着她回国的初心。 1989 年哈佛医学院的实验室，袁钧瑛盯着线虫胚胎的显微镜图像，突然眼前一亮。 她首次发现 ced-3 和 ced-4 基因能调控细胞程序性死亡，直接推翻 “细胞死亡无规律” 的传统观点。 这一发现被刊登在《细胞》杂志，为细胞死亡领域建立新研究框架，成为该领域的奠基性成果。 当时她 32 岁，刚结束博士生涯，这个贡献让她直接获得哈佛助理教授邀约 —— 但她始终记得，1982 年作为公派生出国时，“回国奉献” 的承诺。 1993 年，袁钧瑛在麻省总医院建立核心实验室，带领团队转向哺乳动物研究。 那时国内科研条件有限，她私下与复旦校友联系，定期寄回最新文献，却暂未提回国 —— 她知道，需先积累足够成果与资源。 他们首次证实 ICE 酶在炎症反应中的关键作用，揭示炎症与细胞死亡的关联机制。 这一成果填补了领域空白，为后来炎症性疾病的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被《科学》收录。 实验室也从两张操作台扩展到拥有完整设备的团队，为后续带成果回国奠定基础。 2000 年，袁钧瑛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此时她的团队已取得多项突破性贡献。 丈夫俞强频繁往返中美，每次都给她带国内科研进展：“上海新建了生命科学研究院，设备越来越全。” 她听后总会沉默许久，开始悄悄整理实验数据，想着 “或许快到回去的时候了”。 他们鉴定出 BID 蛋白在细胞凋亡信号通路中的核心作用，阐明其如何介导线粒体损伤。 该研究登上《自然》，为癌症治疗提供新靶点，多家药企据此启动靶向药物研发 —— 她盼着这些成果，未来能在祖国落地。 2005 年，袁钧瑛团队又有重大发现：首次定义 necroptosis（程序性坏死）这一新型细胞死亡形式。 同年，她受邀回国参加学术会议，看到上海张江实验室的建设规模，内心回国的念头愈发强烈。 “国内已能支撑高端研究，我该把成果带回来，惠及更多同胞。” 她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筛选出特异性抑制剂 ，在脑缺血动物模型中证实可减少脑组织损伤。 这一贡献打破 “细胞坏死不可调控” 的认知，为中风等疾病治疗开辟新方向 —— 她深知，这类疾病在国内患者众多，急需转化成果。 2008 年，此时国内高校开始引进顶尖人才，复旦校长亲自赴美拜访，邀请她建立独立实验室。 她看着对方带来的实验室规划图，再想起多年来 “回国” 的承诺，终于下定决心：“等完成手头课题，就回去。” 他们通过结构生物学手段，揭示 RIPK1 的激活与抑制机制，为靶向药物设计提供精确结构基础 —— 这些核心技术，她早已计划好带回国内。 2012 年，袁钧瑛变卖波士顿房产，将全部积蓄与科研资料带回上海。 回国的直接原因，除了国内科研条件成熟，更因她发现：国际上细胞死亡研究的转化成果，国内患者难以快速受益。 “我的研究若不能服务同胞，再顶尖也有缺憾。” 她在回国欢迎会上说。 她带回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完整的细胞死亡研究体系，包括实验方法、模型构建经验等。 在上海建立实验室后，她第一时间开放研究平台，与国内高校共享资源，加速领域发展 —— 这是她兑现承诺的第一步。 如今，袁钧瑛的实验室已成为国内细胞死亡研究的核心平台，培养出数十名青年科学家。 她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将科研资源向基层实验室倾斜，推动科研普惠。 她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 RIPK1 抑制剂进入临床二期，有望成为首个国产靶向程序性坏死的药物 —— 这正是她当年回国想实现的目标。 从基础研究到人才培养，从临床转化到平台建设，她的贡献仍在持续 —— 如今的她，仍每天泡在实验室，继续为领域突破发力。 她的故事证明，真正的学术贡献，不仅是发表论文，更是带着初心与成果回归，让知识从国际舞台，真正惠及祖国大地的患者与科研事业。 主要信源：（中华网——袁钧瑛：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科研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