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年近80岁的茅以升就对子女们说：“我要再婚，”然而，当他说出女方名字时，子女们愤怒地说：“她不行！”随后摔门而去，和他断绝关系…… 1967年，茅以升已经快80岁了，妻子刚去世没多久，他却把六个子女叫回家，说要续弦。 孩子们原以为是父亲年纪大了，需要人照料，还劝他别憋着情绪，早点找个伴儿安度晚年。 可当那名字从老人嘴里蹦出来：“我打算娶权桂云”时，空气瞬间凝固。 屋子里一阵死寂，接着椅子倒地、门被摔响，六个孩子全都拂袖而去，从此再没回头。 茅以升，这个名字在中国工程史上如雷贯耳。 他是“桥梁之父”，是钱塘江大桥的缔造者，是土木工程界的传奇。 但在家人眼里，他不是桥梁大师，只是一个背叛了母亲、毁掉家庭的父亲。 年轻时的茅以升是标准的“天之骄子”。 江苏镇江人，15岁进唐山路矿学堂，20岁拿清华留美名额，远赴美国深造。 在康奈尔、卡内基读硕士博士，拿到学位那年才23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回国后，他一头扎进建设事业，主持京绥铁路，设计钱塘江大桥，那座桥至今仍是中国桥梁史的里程碑。 他在事业上风光无两，但在家庭上，却一步步走向崩塌。 妻子戴传蕙是传统的知识女性，懂英文、能持家，从南京、天津到杭州，跟着丈夫四处搬家。 六个孩子，五男一女，都是她一手带大的。 而那时的茅以升，几乎全在工地上。 她操持家务，他造桥筑路；她把家收拾成港湾，他却渐渐离家越来越远。 1940年代，在上海的一个工程会上，茅以升遇见了权桂云。 年轻、爽朗，说话带点苏州口音。那时他五十出头，她刚二十多。 没多久，外面传出风声，茅先生在外面另有家。 一开始没人信，直到他亲自承认：权桂云已为他生了女儿。 戴传蕙的头发一夜白了。她没吵没闹，只是病得越来越重。 六个孩子从那时起对父亲心里结了疙瘩。 在他们看来，母亲这一辈子忠厚贤淑，却换来这样的结局，父亲一边讲道德治国，一边却毁了家风。 到了1950年代，“忠诚老实运动”开始，茅以升在单位上自我检讨，公开承认婚外情。 这件事彻底撕开了茅家的裂口。 表面上夫妻仍住在一处，实际上两人已形同陌路。 而那边的权桂云，带着小女儿在上海租屋生活，过得清贫又尴尬。 1967年春天，戴传蕙病逝。 丧事刚过几天，茅以升就提出再婚，而对象正是权桂云。 那天，他的子女一个个脸涨得通红，长子茅于越第一个拍案而起。 他怒吼：“您要是别人，我们都认！可您要娶那个女人，对不起，我们不认这个家！” 六个孩子陆续离开，谁也没再回头，从那一刻起，茅家断了。 茅以升没有退让，他还是把权桂云和小女儿接回了家。 可是这个新家，没人祝福，邻里议论纷纷，旧同事摇头叹气。 权桂云做饭洗衣、照顾老人，却永远换不来一句“正名”。 茅玉麟在学校被嘲笑“私生女”，常常一个人躲在角落哭。 晚年的茅以升，依然是中国工程院的权威。 每次大会上，他坐在台上，讲述中国桥梁如何从无到有； 可下了讲台，没人知道他那座“家”的桥早就塌了。 他寄信给子女，一封封全被退回，出国开会时，顺路去探望长子，门没开，人也没见。 1975年，权桂云得肺癌去世。葬礼上，只有茅以升和小女儿两个人。 那一年，他已经耄耋之年。 回家后，他坐在沙发上很久没说话，只喃喃一句：“她走了，我也该走了。” 从此，家里连饭菜都变得寡淡。 1980年代，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患上老年痴呆。 有时他会拿着妻子的旧毛衣反复抚摸，有时叫着儿女的名字，却没人应。 邻居见他独坐窗边，手里翻着一本发黄的相册，嘴里念着：“桥断了……” 1989年冬天，这位造桥大师走完了一生。 那一天，陪在床边的，仍只有茅玉麟一个人，六个子女全未出现。 茅以升为国家架起了桥，却没能修补自己的家。 钱塘江大桥历经战火依然屹立，而茅家的桥，一旦断了，就再没重修的机会。 有时候，人能建起万丈高桥，却未必能跨过心里的那道河。 这世上最难修的桥，不在江上，而在人与人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