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最为人诟病的，还不是他被护士指控性骚扰，或者是他超过国家领导人的变态待遇，而是他对于抗战的态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吴宓在7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晚饭后，7一8与陈寅恪散步。寅格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尤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
两人的关系还不错，因此吴宓没有什么动机给他造个谣写在日记里。
到了7月21日，吴宓又写道：
“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而最直接的证据，是1944年汪精卫嘎了之后，他十分悲痛，立作了一首七律：
七律《阜昌》
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吴宓在1944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萧）公权”。所以这件事是可以交叉验证的。
那么这首诗啥意思呢？
“阮踽”即阮籍的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褚渊是南齐尚书。在诗中，他把汪精卫和伪齐刘豫相提并论，以“阜昌天子”比喻汪精卫。意思是汪氏本来是一代大才，但是遭受了“冤禽公案”。
也就是说他觉得汪精卫没啥问题，都是被冤枉了…这就…
所以我觉得把他定义为“反动学术权威”，好像也不算冤枉他吧…
